勤政愛民的呂坤

呂坤 (公元1536～1618年) 字叔簡，號新吾，晚號抱獨居士。明河南寧陵縣人。他的伯父呂官，為貢生，父親呂得勝，曾撰《小兒語》。他6歲始人鄉塾就讀，15歲開始讀史書及哲學、倫理學方面的書籍，20歲入縣學，世宗嘉靖四十年 (公1561年)考取河南鄉試第三名。神宗萬歷二年 (公元1574年) 考中進士。初任山西襄垣、大同知縣，后升任吏部文選司主事 (負責本署的總務)、考功司郎中，萬歷十五年四月出任山東濟南道右參政(掌管糧儲、屯田、清軍及水利)，后任山西按察司使 (掌一省之司法、監察)、陜西巡撫 (負責一省之民政)、山西巡撫，萬歷二十一年四月，調回京城，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地位略次于左副都御史)，第二年九月，升任刑部右侍郎 (行政副長官)，不久轉為左侍郎。萬歷二十五年，上《憂危疏》，對于當時國內形勢作了分析，直言不諱，切中時弊，疏入不報，遂稱病乞休。居家20余年，肆力于著書講學。卒于家。享年83歲。天啟元年 (公元1621年)，熹宗追贈為刑部尚書。

呂坤生活在明王朝由盛到衰的轉變時代，吏治腐敗日甚一日。他從維護明王朝政權統治出發，竭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整頓吏治。他在《明職》里，對于吏員、倉官、巡檢、驛遞、稅課司、司獄、庫官、例貢、貢士、科甲、教官、弟子、州縣佐貳、知州知縣、同知通判推官、知府、鹽運司、守巡道、提學道、按察司、布政司、地方武官、督撫的職責作了具體闡述，要求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他要求官吏做到五不要： “休要錯問一件事，休要屈打一個人，休要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茍取一文錢。” 又規定地方政府公費招待標準： 兩院、三司公私酒席，只是食果五碟，小菜五碟，素菜五碗，肉肴五碗，剝削果五碟，點掇肴五碟，湯飯三道，立飲攢盒闔席一具，其他粘果、糖果、花枝、箸簽，一切不用。地方官員到任公宴標準： 只用鼓樂一次，以后不許再用。并且對本院出巡用費標準作出明確規定： 四果四菜，腥素六肴，俱用土產，不許殺生。司、道、府官員外出巡察的伙食，供應標準與此同。對于經過本地區的官員招待的標準也作了明確規定。為了抑制官場上厚禮饋送之不正之風，他明確宣布： “今后有上司受下官饋送者，依律坐贓參究。”在《戒厚禮》中說： “禮節誰能往不還，還他須要一般般。送來只恐人家薄，答報方知自己難。意厚保勞多品物，情真豈在費銀錢。斗酒登宴雞絮絮，古人高處至今傳。”

河南、河北、山東地多鹽堿，呂刊根據當地農民治理與利用鹽堿地的經驗，主張對鹽堿地進行治理、改造和利用。提出了“土各有宜，利在人興”的著名論點。他認為： “沙薄者，一尺之下常濕，斥鹵者，一尺之下不堿。可掘五尺，拽栽榆柳。山東之民，掘堿地一方，徑尺深尺，換以好土，種以瓜瓠，往往收成。明年再換。沮濡以栽蒲葦箕柳，水地栽芰荷、養鵝鴨。此無地而有利者也。薄也可栽果木，可種苜蓿，雖不甚茂，猶勝于田。況果木行中，尚可種谷，此薄地而有常利者也。”他提倡栽樹，起草《山東勸栽種語》告示。對當時農民中存在的六點看法進行了剖析，號召農民種樹，他說： “十年之后，沙地堿地，如麻林一般。” 為了鼓勵百姓栽植樹木，他下令： “自萬歷十五年以后，栽種樹木，永遠百姓為業，任意砍伐，不許有司攔當。其原系無糧地土栽成樹木者，永不起科。”在樹木栽植上，他從經濟效益著眼，提出： “柿梨桑棗之利更多，尤宜多栽。”

明代是華北地區棉紡織業由南向北逐漸推廣的歷史時期。呂坤主張大力發展棉紡織業。提出在太原、榆次等縣，由府掌印官出面選出木匠數十名，對省屬各州縣的木匠進行培訓，讓他們制造紡車、織布機出售給當地民戶。并由政府出錢購買棉花1000斤，分給各家各戶，每家一斤。讓他們自行紡線，在10日內紡完線又細者，免收其花價作為獎勵。10日之外紡完及線稍粗者，免收其花價一半。20日之上紡完、線又粗者，花價全收。一月之外仍紡不完者，罰花一斤。在棉花紡完成線之后，各縣要及時組織民戶織布。為了做到這一點，要求各縣對紡線之家先行織布培訓，專門學習織布，為期一年。這樣，在一年時間內，就可以使1000戶農家學會紡織，堅持下去，就會逐漸達到普及的目的。

呂坤還呼吁當局關心民眾疾苦。注意對流亡的農民進行復業安置。制定復業執照，發給有待于政府安置的流民，提出限制借貸利息： “放債只許一年三分起利，過三年者，本利倍還。”致仕回到家鄉后，先后兩次上書給巡按，陳述賦稅征收中的弊端，并就如何治理黃河等問題提出了建議。

呂坤學識淵博，晚年肆力于講學著述。留下的著作有《去偽齋文集》、《實政錄》、《呻吟語》、《閨范》等20余種。在思想史研究中，堅持唯物主義思想路線，認為萬物都是有氣有形，氣是運動的，一刻也不停息的。“天地萬物只是一個漸，故能成，故能久。”在天人關系上，認為人類對自然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相信人有順應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明確提出“人定勝天”的獨到見解，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他撰寫的《呻吟語》 一書，為后人所重視，被視為明代四大奇書之一。他臨終前遺囑，死后 “不點主，不遠謝，不動鼓吹，不設宴飲，風水陰陽僧道家言，一切不用。”

呂坤既是一位朝廷命官，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他在為官之后，把“愛百姓”作為 “王政” 的首要任務，把振興晉冀魯豫的經濟放在重要地位，堅持“民本”思想，在農業上，主張精耕細作，興修水利，因地種植，綜合治理和利用鹽堿地;在工商業上，提倡發展棉紡織業，溝通商賈，以裕財用;在稅收上，主張平均賦稅負擔，革除稅收弊端;在對待勞動者態度上，關心百姓痛癢，撫恤窮民;在積累與消費上，提倡開源節流，儲糧備荒。他不僅提出這些主張和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付諸實施。所有這一切，在同時代人中是獨樹一幟的。在明代乃至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像他這樣有言有行的封建官吏也是為數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