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河西文化發展的背景

五涼時期，河西文化有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

(1) 西漢對河西地區的開拓經營

河西地區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而受到漢代統治者的重視。漢武帝抗擊匈奴，河西戰場與代北戰場遙相呼應，形成對匈奴的兩面夾擊，而控制河西，對割斷羌胡，溝通西域，屏藩三輔，至關重要。于是開發河西成為漢王朝的當務之急。漢王朝抗擊匈奴、收復河西后，先后在河西地區設置了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又設置金城郡，并采取徙民實邊的措施，在河西地區實行屯田。漢昭帝始元二年(前85)，“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漢書·昭帝紀》)，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又采納趙充國“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御之備”(《漢書·趙充國傳》)的屯田之計，在金城郡屯田。這二次屯田對漢王朝經營河西，穩定局勢，發展經濟起了重要作用。西晉末，天下動亂，民間流行“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依柱觀”的歌謠，也反映了河西地區具有強盛的實力。

(2) 河西偏安一隅

西漢末，“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才十二三”(《通典·歷代盛衰戶口》)，東漢末，黃巾大起義與董卓之亂使“海內荒殘，人口所存十無一二”，這些大動亂對中原經濟破壞嚴重，但是河西之地卻保持了相對的安定。由于竇融保據河西，王莽篡位以來“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河西重鎮姑臧(今甘肅武威)號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后漢書·孔奮傳》)。東漢后期，雖有中原大亂，也沒有波及河西，河西地區秩序較為穩定。西晉末年，中原爆發了“八王之亂”，整個北方戰火彌漫，軍閥割據稱雄，人民遷徙流亡。十六國時期，“五涼”控制下的河西地區卻“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原先僻陋的河西地區，自兩漢以來，未遭歷次戰亂的洗劫，局勢長期穩定。

中原地區的士家大族也認識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于是“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晉書·張軌傳》)，散亡在涼州者多達萬余人。中原士庶大量涌入河西，為河西經濟的發展，對保留中原文化并推動河西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正是河西局勢的安定，為河西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具有了獨特的環境優勢。

(3) 五涼統治者崇儒重文

建立五涼政權的統治者大都重視文化教育，尊賢愛士。建立前涼的張氏父子保境安民，立學校，以教九郡胄子，置崇文祭酒，行鄉射之禮，招賢納士，講學授徒，組織譯經，傳播佛教，為河西文化的日益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前涼滅亡后，河西地區雖然出現了后涼、北涼、南涼、西涼四方割據的復雜局面，但是這些政權的統治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視文化教育。后涼的文化事業雖不景氣，但呂光平西域后，將龜茲高增鳩摩羅什攜至姑臧。呂氏雖不信佛，但羅什通陰陽術數，所言必驗，引起呂氏父子敬重，使羅什名聲遠揚，這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建立南涼的河西鮮卑族禿發氏也網羅、保護和重用河西士人，并將一批有德望、有才干的河西士人任命為重要官吏。而且南涼開辦學校，以致后來“南涼雖殘弊之后，風化未頹”(《晉書·禿發傉檀載記》)。漢族李暠建立的西涼政權更是重視文化教育，思賢若渴，興辦學校，提倡儒學。西涼建立之初，就在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晉書·李玄盛傳》)。建立北涼的匈奴盧水胡沮渠蒙遜是“胡夷之杰”，父子二人熱心文化，鼓勵講學授業，尊禮碩儒，招納賢才，重視學術交流，遣使赴南朝宋，求取經史子集，并崇尚佛教，譯經興盛，開窟造像，使涼州成為佛教重地。由于五涼統治者崇儒重文，采取種種措施，使河西文化在西漢以來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現了繁榮興盛的局面，河西成為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

(4) 漢代文化是河西文化的積淀

河西地區自漢武帝建立四郡以來，許多漢族人民不斷移居到這里，河西開始接受中原文化，吸收西域、中亞文化，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早在漢代，河西地區就出現了不少名垂史冊的人物，他們有很高的文化素養，著書立說。東漢敦煌侯瑾著有《漢皇德記》三十卷，《侯瑾集》二卷。東漢名臣張奐是敦煌淵泉(今甘肅安西縣)人，張奐著《尚書記難》二十余萬言，張奐之子張芝、張昶并善草書，為后世稱道。解放后，武威漢墓出土了大量的《禮儀》簡牘、醫藥簡牘等珍貴文物，這一切均表明漢代的河西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淀。十六國時期的五涼文化除保留了一部分中原文化之外，主要還是在漢代河西文化積淀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漢代的河西文化源于中原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西域和中亞的外來文化，還有當地的土著文化，這三部分文化經過融合發展，形成了河西文化(梁新民《五涼文化淵源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