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吳越濃厚的經商傳統·沿海貿易的復蘇

中國的商業，到了清初，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沿海城市興起，沿海國內國際貿易發達起來，商業中心出現了由內陸江河城市向沿海城市、埠際貿易向國際貿易轉移的現象。

吳越地區是這種轉移最明顯的地區之一。這里的寧波、上海、溫州等港口城市先后發展起來。寧波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是個貿易港口，古稱縣。 這縣，即是因“有海人持貨貿易于此”得名。可見，這里的海貨貿易歷史悠久。晉時，商賈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廣。唐宋時代，明州是全國主要的國際貿易港之一。“風帆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懋化，紛至沓來”(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九)。政府在此設有市舶司。溫州也是貿易港，政府設有司舶務。松江府的上海鎮在南宋中期以后也成為國際貿易港。明清時期，政府厲行海禁，沿海的合法貿易一度受挫，但走私貿易仍異常活躍。

康熙中期，對沿海貿易來說，是一個歷史轉折點。由于臺灣鄭氏的投降，東南沿海開始太平。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政策一放松，寧波潛伏的貿易活動一下子活躍起來。康熙中晚期以后，寧波經商人數大增。慈溪三七市董氏，鎮海十七房鄭氏等經商家族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十七房鄭氏的第一個商人可能是鄭世昌(1664—1728)，康熙中后期，已承父命，出外經商。其后，乾隆初期有鄭光祁(1707—1782)到嘉興、蘇州一帶經商、乾隆中后期，鄭維嘉(1716—1788)到甬江“操魚鹽業”。乾隆末嘉慶初，維嘉孫鄭德標繼承甬江商務，鄭天治則到舟山群島的岱山做生意，鄭偉烈在甬江做生意。道光初期，鄭勛繼承鄭德標事業，錢莊開始紅火起來。鄭天治的兩個兒子成了岱山商界領袖。而鄭惠舜則到蘇州經商。這個宗族起碼有六個家族在經商。這個家族經商時間雖早，但在鴉片戰爭前一百多年中，經營規模并不大。它的暴發，是鴉片戰爭以后的事。寧波成為通商口岸后，“器識過人”的鄭勛，其經營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屢算屢中，屢獲倍息，家日隆隆起”(《澥浦鄭氏宗譜》卷首《清誥授資政大夫鄭君竹溪傳》)。1844年，又命弟弟鄭熙挾資到上海開辟新天地。鄭熙到上海后，“各業所得益繞，家益隆隆起”(同上《宗譜》卷首《清例授朝議大夫鄭君漁村墓志》)。咸豐三年(1853)上海小刀會起義前夕，鄭熙預先將資金轉移到了寧波。此期，鄭勛坐鎮寧波總指揮，錢莊等業務蓬勃發展，聲望名震一郡，“自當道群公薦紳鄉彥，下至牙儈雜流，及泰西各國諸彝商，無不信服仰賴”，“屹然為甬江之砥柱二十年”(同上《宗譜》卷首《鄭君竹溪傳》)。

上海自康熙中葉海禁解除后，逐漸發展成南北洋交通貿易的樞紐，成為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道光時，“迢迢申浦，商賈云集，海艘大小以萬計，城內無隙地”(黃本銓《梟林小史》弁言，《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到上海做生意的，多是廣東、福建、寧波商人。上海是個貨物集散地，閩廣商人從上海采購絲、棉、茶、陶瓷等貨物，又從外地運來糖、米等。當時有一條“洋行街”，最為繁華。1842年上海開埠以后，洋行街逐漸為外灘取代。上海開埠以后，各地商人云集，上海人口劇增，逐漸成為中國最發達城市。到了20世紀初，上海正式取代蘇州，成為全國最發達城市。蘇州地位下降，日漸淪為上海的后院基地，此時，人們稱蘇州是“小上海”。寧波一樣，被稱為“小上海”。太湖流域的絲織、棉紡、茶葉等行業在外貿刺激下，更加發達，小市鎮更趨繁榮。以上海為龍頭的江南商業網絡，更趨緊密。有一首《南潯絲市行》(作者溫豐)，描繪得很形象：“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爭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聲萬聲聾人耳。紙牌高揭絲市廛，沿門挨戶相接連。喧嘩鼎沸辰至午，駢肩累跡不得前。共道今年絲價長，番蚨三枚絲十兩。市儈販夫爭奔走，熙熙而來攘攘往。一日貿易數萬金，市人誰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熱，街頭巷口共追尋。茶棚酒肆紛紛話，紛紛盡是買與賣。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番舶來銀百萬計，中國商人皆若狂。今年買經更陸續，農人紡經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紡車，無復有心種菽粟。吾聞荒本逐末圣人憂，蠶桑大盛妨田疇。縱使眼前暫獲利，但恐吾鄉田禾從此多歉收”(民國《南潯志》卷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