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信仰·政治·道統·孔廟“賢”、“儒”從祀

孔廟是祭祀孔子的廟宇，然而它并不單純祭祀孔子。孔廟首先具有孔氏家廟的性質，除主祭孔子外，還祭祀孔子的上五代先人、孔子母親、孔子夫人以及孔子子孫(如孔氏四十三代中興祖孔仁玉等)，這時，孔子是作為孔氏始祖出現的。然而，更具重要意義的，孔廟還是國家禮制的廟宇，特別是唐初全國各地普設孔廟后，孔廟更是國家推崇儒學的象征，此時，孔子的身份則是儒學的創始人。在這種情形下，孔廟主祭孔子以外，尚有附祭制度。附祭有“配享”和“從祀”兩大等級。

“配享”是陪孔子享受祭祀，配享人物的圖像或牌位與孔子一樣位在大成殿內。“配享”者有“四配”、“十二哲”之分。“四配”是配祀孔子的第一個等級，人物有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十二哲”是配祀孔子的第二個等級，“哲”為“圣哲”、“賢哲”之意，人物有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有若、朱熹。“十二哲”中，朱熹為南宋時人，其余全部是孔子弟子。

“從祀”者列孔廟大成殿東、西兩廡內享受供奉，可分為“先賢”、“先儒”兩個層級。“先賢”是孔廟配祀的第三個等級，大多是孔子的弟子。漢明帝劉莊于永平十五年(72)到曲阜祭孔子，并祭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以后，曾將孔子弟子像畫于廟堂墻壁，但不作從祀。唐開元八年(720)初定“十哲”配祀，其余作預祀。之后，又增加了幾位孔子同時代的賢人、孟子的弟子和宋代理學名家，使從祀的“先賢”達到七十九人。“先儒”是孔廟配祀的第四個等級。孔廟內以“先儒”配祀始于唐貞觀二十二年(648)，以后陸續增補更易，到民國八年(1919)，從祀的“先儒”達到七十七人。“先賢”對稱供奉于兩廡北端，“先儒”則對稱供奉于兩廡南端。曲阜孔廟兩廡從祀人物原為畫像，金代改為塑像。明成化年間改為木制牌位，供奉在神龕之中。現在神龕與木主都已不存。

“配享”的“四配”、“十二哲”和“從祀”的歷代“先賢”、“先儒”，我們可籠統稱之為“從祀賢、儒”。

孔廟之中有“賢”、“儒”從祀，系借用舊有禮制而來。古人每事必祭其創始之人，孔子為儒者先師，孔廟中祭祀孔子即體現了禮制要求。而祭典之中既以孔子為主，也應有配，這就像《禮記·祭義》所載“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樣。

“配享”之禮古已有之。而從確實的記載看，“配享”和“從祀”在漢朝時確曾實行。如《史記·封禪書》記漢武帝于元鼎四年親行郊祭時，因發現后土無祀，便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漢書·郊祀志》記，平帝年間，王莽曾建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祭時，以漢高帝劉邦、高后呂雉配享。《后漢書·祭祀志中》則記東漢光武帝立北郊于洛陽城北，祀地祇，高皇后配，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光武帝祀地祇同時涉及到“配享”與“從食”，而由祭壇上、下之分，可知“配享”之位必定要尊于“從食”(從祀)。故后世孔廟“配享”諸儒位居殿堂，而“從祀”之儒則只能忝列兩廡，其淵源即在于此。

孔廟從祀之制是東漢以后漸次成形發展起來的。秦朝以前，孔廟當僅具家廟與祠堂的性質，西漢初，由于劉邦祀孔、漢武尊孔，孔廟逐步轉化成官廟、漢明帝祀孔子及其弟子，首開弟子從祀于師先例。當然，這時七十二弟子僅屬附祭，但從東漢末始，顏子配享似成規制。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就有了包涵“配享”與“從祀”在內的成套的附祭制度。

在封建時代，孔廟是官方的祭祀，故除了孔子故里曲阜有孔廟外，各地州、縣學也普設孔子廟，只是其規模大小有異。孔廟之從祀之制是古代政治與文化的重要交點，一方面，以皇權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利用孔廟祭祀左右意識形態導向，統馭士人，加強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孔廟從祀制度也體現了儒家的道統意義。學者們認為“孔子有功于萬世，宜享萬世之祀”，而“諸儒有功于孔子”，則“宜從孔子之祀”(《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五)。從孔子之祀的后儒對闡釋和弘揚孔子之道有功，人們通過后儒的這種宣揚，才能把握孔子之道，這就是明人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所說：“道非后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因此，從本質上講，人們關心的還是儒家“道統”，祭祀孔子和后儒僅是一種形式，“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而“從祀”諸人，其功亦在于“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五)。

可是，歷代儒生對于“道統”一詞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同處于一個時代的儒生也有分歧，這就導致了從祀標準的不斷變更。南宋朱熹的大弟子黃幹感嘆道：“鳴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世，而統之相傳，茍非其人，則不得而興。”他們相信“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王懋竑《宋朱子年譜》)。每代從祀孔廟的人選，其標準隨著儒家思想的脈動而變動。孔廟祭祀屬于國家要典，從祀的諸儒不可私相確定，需由廷議產生。當然，廷議也是匯集學者的議論，只是加進了官方的意志，并且最后由皇帝裁決。

由于孔廟奉祀對象都是儒家的圣賢，于是，身后能從祀孔廟就成了儒者的至高榮耀。瞿九思《孔廟禮樂考》卷五說：“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清儒錢大昕說：“孔廟從祀，非尋常事”(《潛研堂集》卷十九)。有人說得更明白：“人至沒世而莫能分食一塊冷肉于孔廟，則為虛生”(劉大鵬《晉祠志》)。此語即緣于祭孔必須享以牲禮，而從祀賢、儒亦能得以享受祭祀。明代王守仁平亂有功，得封伯爵，但時人認為這僅是“一代之典”，如能得以入祀孔廟，則為“萬代之典”。王守仁的弟子薛侃上《請從祀疏》，敦請朝廷批準其師從祀孔廟時，說：“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見《王陽明全集》卷三九)。可見，入祀孔廟的殊榮遠遠超過俗世的爵封。

“入祀孔廟”是歷代儒生極高的價值取向，孔廟從祀制也顯示了儒家道統的制度化。可以說，孔廟從祀制度體現了歷代的儒學正統觀，每代的孔廟從祀制都是一部欽定的官修儒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