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河南修志事業的武億

武億(公元1745～1799年)，字虛谷，一字小石，舊字老統，自號半石山人。原籍山東聊城，先祖恂在明任懷慶府(治今河南沁陽市)指揮使，便以軍籍定居河南，曾祖維翰于清初遷居偃師。父親紹周雍正間舉進士，任安徽東流知縣，后為吏部驗封司郎中。武億兄弟六人，三兄伸也為進士，累官翰林院檢討。武億聰敏勤學，讀書塾中，八九歲能品評文章優劣。不久，雙親病故，生活窘迫，家無擔儲。但他立志苦學，愈困難愈有長進。20歲中童子試第一，25歲中鄉試第六。繼之，便課徒，便學習，間或游歷陜、川等地。并在30歲那年，只身進京，經人介紹，拜識了聚書萬卷、精于考據、長于金石之學的朱竹君，在朱的獎勵下，得讀各種佳本異書，數年之間，學問大增，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 考中了進士。但未做官，只是埋頭教書，搜集金石，從事著述。直至47歲，才被起用，出任青州博山知縣。

武億興利除弊，政績頗著，其一，遣嫁青年尼姑，從事生產;處理積案，勸民節約; 興辦書院，親自講學。其二，不畏權勢，嚴懲豪強。權臣和珅的爪牙在境內為非作歹，魚肉人民，他予以杖責。丟了官也在所不惜。當地百姓聞億罷官，數千人到省城濟南，向大吏 “叩首乞留我好官”，深得人民愛戴。武億為政清廉，窮得無有川資回家，只好暫寄山東教學和幫提學使阮元修《山左金石志》糊口。

武億于嘉慶元年(公元1796) 回到河南，被鄧州春風書院聘去講學，或應邀各地纂修志書。但好景不長，因病魔纏身，55歲便仙逝家中。

武億一生為官僅7個月，主要精力是搜集素材，研究學問。江藩在《漢書師承記》 中說他： “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模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莊，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長二尺有余，重幾百斤，先生肩之以歸。”

由于刻苦積累文獻，治學勤奮，著述等身。經學有《經讀考異》、《群經義證》、《三禮義證》; 金石有《金石三跋》、《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錢譜》; 以及 《文集》、《續文集》《授堂詩集》等，達百卷之多，是一筆豐厚的學術遺產。

這些著作，鉤考精博，或闡明前人著錄金石，并糾正其中錯誤; 或對自己所搜金石進行題識。其基本用意，以便根據各種古代典籍，音聲訓詁，以及金石文字，去理解經書，糾正宋、明學者注疏上的謬誤，闡明經書原義，發前人所未發，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清王朝用宋、明理學進行思想統治，予以抵制。

阮元稱許他“說經鏗鏗”，詞章爾雅，“醇厚如其人”。孫星衍則贊嘆他“中州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為倡始”?？梢娖湓趯W界的不同凡響。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在修志方面成就斐然。修有《魯山縣志》、《寶豐縣志》、《郟縣縣志》、《偃師縣志》、《安陽縣志》等。其中以《安陽縣志》成就最大，影響最巨。自問世以來，學者紛紛稱譽。紀曉嵐在為其寫的《序》 中說《安陽縣志》“井井有條，多合古法”?！跋纫詧D，次以表，挈其綱要; 次以志，次以傳，次以紀，析其目矣; 殿以藝文，乃仿古人之目錄，不似近人之附載詩文，其體例不亦善乎?而每條必有考證，不徒雜襲舊文，其敘述不亦確乎?”所附《金石錄》，借以參稽異同，糾正錯誤，所謂夸飾、攀附諸弊，不祛自退。王葆心在 《方志學發微》 中，對《安陽縣志》評論說： “此紀文達主張用開新派所定修志法，為通例之言也?！?方志學家朱士嘉對紀氏、王氏給武億的評論，也大加贊賞。所以，《安陽縣志》 自刊行以降，不僅成為河南修志的范本，而且全國修志，多以此為通例。

武億由于學問淵粹，精通方志學，所以，所纂專志和縣志，多詳審可取; 其修志經驗和思想，也多可借鑒： (一) 精于考證，注重實用。對志書中的事或人，多旁征博引，糾舛正訛，且多真知灼見; 對志書中的山川、關隘、戶口，以及物產，記載剴切詳明。(二) 提倡簡明拒要，反對空洞描述。所修志書多用圖、表、志、傳、紀五種體例和方法; 并做到類例分明，綱舉目張，資料翔實，便于檢閱。(三) 重視金石文字的搜集和記述。認為金石文字，可和經史對證互解，和地方志的關系，極為明顯密切，又可節省文章潤色之工。如若不載金石文字，甚為缺憾。

武億為人正直，品德高尚; 治學有方，有所發明; 修志創新，多為上品。是嘉慶朝河南文人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