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代文化史上,郭沫若既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和劇作家。但是勿庸諱言,在郭沫若浩瀚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平庸的作品,而他的專著《李白與杜甫》則可以說是他的失誤之作。書中對李白的評價基本公正,但對杜甫則是采取了一種顯得偏激的否定態度。
郭老認為,杜甫出身于地主階級,從小到老一直過著地主階級的生活;他極力追求功名,而且嗜酒成性;除了是孔孟之徒外,還虔誠地信仰道教和佛教;他的門閥觀念極強,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他都不配稱為“詩圣”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而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封建社會士大夫。郭老引用了杜甫的許多詩作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引用的大多是被認為最能體現這位偉大詩人憂國憂民思想的膾炙人口之作,如“三吏”、“三別”等。但郭老對這些詩作的解釋大多難以令人同意。例如,郭老如此釋說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茅草有三重,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重有三、四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茅屋是冬暖夏涼,有時候比瓦房還有講究。”“……使人吃驚的是他罵貧窮的孩子為‘盜賊’……貧窮的孩子被罵為‘盜賊’,自己的孩子卻是‘嬌兒’。他在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了農民們比他貧窮百倍。”“……那樣的‘廣廈’要有‘千萬間’,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勞役,詩人恐怕沒有夢想到吧?……但如果那么多的廣廈真正象蘑菇那樣一夜之間涌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里還會凍死呢?”這些話看起來讓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些不倫不類。
杜甫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在他之前,中國古典主義詩歌從來沒有這樣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現實生活。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原因,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們不能用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而郭老對杜甫的評價則是過于苛求了,甚至苛刻地去穿鑿附會地解釋杜詩。這種錯誤的評論方法對于郭沫若這樣一位在文壇上享有極高聲譽的大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失誤。
不管郭老寫作時懷著一種什么樣的目的和心情,這部著作仍對整個文壇造成極大震驚和影響,與此不同的見解暫時不能發表。從這方面來說,這不僅僅是郭老一個人的遺憾,也是一定時代學壇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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