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文學創作中的誤識

解放區的文學創作，以其鮮明、獨特的風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帶來新的沖擊。它拓展了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空間，給文學實踐注入新的觀念、新的生活。作為一種文學嘗試來說，解放區文學創作拓寬了文學視野，在民族化、大眾化探索上進行可貴的追求。但它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的誤識，并且，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這些誤識常常被當做正確的觀點而加以遵守，這就不可避免地對新文學的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關于文學民族化問題。五四以來一直存在著新文學如何擺脫“歐化”傾向，創造“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爭論。文學民族化，這原本是文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可是，對這一深刻命題的簡單理解卻僅僅導致把民族化與大眾化等同的結論。解放區文學創作中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對傳統文化的崇拜，由于對民族化的疏淺認識而形成單一、封閉的創作體系，同時也開啟了對農民意識不加分析的先河。與此相應，則是對所謂“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壓制。丁玲《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直接針對落后的農民意識發出的批判，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視，而是在革命外衣下形成了對封建糟粕的贊美。

知識分子在巨大文化差異感中，不得不調整認識。對革命的向往，使他們輕易喪失了對革命本身缺陷的批判，他們懷著神圣的使命感謳歌解放區的斗爭與人民，自覺地向工農兵學習，使自己處于從屬的地位而努力在思想感情上去接近他們。丁玲《入伍》、雷加《五大洲的帽子》都把“文化人”與工農兵做對比，在反差中對二者的價值作出并不科學的評估。

應當承認，解放區文學創作，反映了新的思想認識與價值觀念的要求。但是，它卻明顯存在著文學從屬于政治的誤識，由此出現了知識分子從屬于工農兵的奇怪現象。對農民文化的缺乏分析的奉揚，不單從形式上而且從思想上阻斷了魯迅開創的改造“國民性”的探索。它使得文藝自身由于強調傳統形式而忽略對外來文化的借鑒，滿足于說唱文學的程度，也使得作家滿足于對政策的演繹。這種缺乏頭腦的創作在“文革”期間惡性發展，給中國文學帶來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