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和政治策略，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性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儒家學說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在御民問題上制定了一套適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強調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實行“仁政”，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等，這適應了當時漢代統治者(漢武帝)改變漢初“無為之治”政策的迫切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董仲舒的《賢良對策》集中提出來，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二人的合作品。董氏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簡言之，即為了實現政治、思想大一統必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歷史上曾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它適應了當時加強君權、制止分裂割據的需要，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國的建立，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和教育的政治倫理化。但是，他所起到的消極作用也是巨大的，對后世的消極影響也是深遠的。“罷黜百家，結束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發展有利環境，使漢代及以后儒學以外各家學說的發展受到了極大壓抑，窒息了學術空氣，不利于祖國文化思想和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違背了歷史發展規律;獨尊儒術，片面提高了儒術的統治地位，并促進其畸形發展，純以滿足封建統治者需要為發展的出發點，實現了教育的儒學化甚至政治的儒學化，這對于儒學本身發展也是不利的。故此，應謹記為訓，在保障社會穩定而健康發展的同時，應為學術發展、思想交流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鼓勵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避免單調枯燥、畸形發展、閉塞腐化的學術氛圍和思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