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

1973年11月，《北京日報》社先后收到一個小學生的兩封來信。報社便到學校了解情況，并收集整理了這個小學生的日記，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在報社內部刊物上登了出來。這是北京中關村一小五年級二班的一個學生，她在聽了紅衛兵節目報道的蘭州14中學紅衛兵幫助老師的事跡后，受到啟發，隨后給班主任老師寫了三篇日記提意見。如她在9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面，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你說得不夠確切吧，教鞭是讓你來教學，而不是讓你用來打同學腦袋的。我覺得你對學生嚴厲批評很多，耐心幫助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決思想問題嗎?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點”。這個小學生的信和日記，主要反映了她同班主任老師之間一些矛盾和不同看法，純屬師生之間正常的思想認識上的分歧，根本談不上什么“師道尊嚴”和“反潮流”。“四人幫”卻利用這個小學生的信和日記摘抄，大作文章，聲稱“這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大事”，責令《教育革命通訊》連夜趕寫“編者按”，發表《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北京日報》、《人民日報》也先后都加以“編者按”發表了這個材料。頓時，在全國教育界掀起一股反對所謂“師道尊嚴”的浪潮，給教育戰線特別是中小學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一時無政府主義更加泛濫，一些學生以不讀書為榮，以為破壞紀律、反對老師就是反潮流，學校門窗被砸壞，師生對立加劇，教師遭到嚴重沖擊。對此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竟被污蔑為“反革命復辟勢力”。如，原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名知識青年署名“王亞卓”(王文堯、恩亞立、邢卓)，于1974年1月14日，給那個小學生寫了封信，擺事實，講道理，對那個小學生滿腔熱情地進行了批評和幫助，認為她不應把矛頭對準老師，要善于識別潮流，要注意現在有干擾教育革命的逆流。王亞卓的這封信被“四人幫”說成“完全是反革命復辟勢力的語言”。這三位知識青年隨即在原單位遭批斗，被送去勞動改造，家屬也受到株連。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國的“王亞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