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棄泥土的“山藥蛋”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不久，以趙樹理為首的一批長期活動在山西太行根據地的青年文藝工作者，以《講話》精神為指導，運用熟悉的家鄉土語，寫出大批反映根據地農村生活，充滿山西鄉土人情的通俗小說，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馬峰、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但當時還沒有形成一個流派。到五十年代，這些作家陸續從各地回到故鄉山西，以《火花》雜志為陣地，發表了大量風格、趣味相近的作品，被文藝界目為“山西派”，謔稱“山藥蛋派”。這一派老一代作家主要有趙樹理、馬峰、西戎、胡正等，新時期比較突出的有張石山、韓石山等新秀。

“山藥蛋派”作為文藝大眾化運動特別是《講話》發表后的一顆文壇碩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這派作家在創作中成功地吸收了民族形式和民間藝術，“熟練地運用了山西農民群眾純凈的藝術語言和善于說故事的樸實而風趣的喜劇風格”，因而，他們的作品長期為廣大農民群眾所喜愛，趙樹理曾被譽為“人民作家”。

然而，從今天看來，“山藥蛋派”也存在著無可爭辯的藝術缺憾。特別是趙樹理等老一代作家，由于受“左”傾文藝思想的影響，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作用，甚至把創作看成是從事行政工作的一部分，號召寫“趕任務”式的“問題小說”，趙曾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本身生活與政治不脫離，就不會說臨時任務妨礙了創作，因為人民長遠的利益以及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趙樹理文集》880頁)。他的不少作品正是為配合政策、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而“趕任務”趕出來的，其中雖不乏優秀之作，如為宣傳新婚姻法趕出的《登記》，為配合黨的土地政策趕寫的《李有才板話》等。但個別作品因急于圖解政策，配合當前任務，在自己對生活還缺乏深刻感受，沒有提煉出主題時就匆忙動筆，結果導致政策性強而內容空洞無味，出現了反映社會矛盾和生活氣息不夠真實，故事情節牽強附會、人物形象因政治化而蒼白無力、性格含糊無個性，缺乏藝術的感召力等等的弊端。象為宣傳土改政策而趕寫的《地板》就屬此類。還有不少作品，為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不論反映的生活多么尖銳復雜，最后總安上一條“大團圓”的尾巴，給人一種架空生活，脫離“山藥蛋”賴以生存的農村現實土壤的感覺。趙樹理在《我與〈說說唱唱〉》一文中曾檢討說：他在趕任務時，不得不臨時編造一些生活來充數。

事實證明，文學畢竟是一種有感而發的藝術，過分強調政治功利，為趕政治時髦而創作，把藝術降格為政治生活的附庸和宣傳具體政策的工具，勢必消弱文學的藝術生命力，趙樹理等“山藥蛋派”個別作品的失誤，足以為當代的文學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