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經濟的兩大包袱

本世紀80年代，拉美發展中國家經濟呈現先是回升和后又復跌的趨勢，影響拉美經濟起而復跌的最直接的因素是外債和通貨膨脹兩大包袱。

拉美經濟衰退在1983年跌落谷底。這一年拉美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年下降了3.1%，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絕對下降了9.6%。由于拉美經濟基礎較好，部分宏觀調節措施見效，在美國經濟回升的帶動下，1984年開始恢復經濟增長。1984—1986年連續3年增長率在3.4—3.7%之間。但是，由于阻礙經濟發展的諸因素并未根本解決，1987年增長速度減緩為2.7%，1988年進一步降為0.6%。與此同時，拉美的通貨膨脹為世界之冠。從1981年通貨膨脹率為59.8%，一直上升到1985年的161.5%，經過緊縮調整，1986年壓低到82.8%，而1987年重新上升到118.5%，1988年進一步升高到472.8%以上，到了惡性通貨膨脹的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以后的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整個80年代都低于1980年的水平。如果以后幾年拉美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能達到3.5%，人均產值也要到1995年才能恢復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說，拉美經濟的發展停滯了15年。拉美經委會在近幾年的經濟報告中，多次提到拉美的發展危機。對這場發展危機的性質，勞爾·普列維什和其他一些拉美經濟學家指出，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深刻的結構性危機”。其主要成因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結構性危機和全球經濟大調整帶給拉美經濟的不利影響，與拉美經濟內部諸多結構性失衡問題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在80年代初期那場西方國家周期性危機的沖擊下激化起來，并且使那場危機的滯留影響不能很快地消除。譬如，美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原料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拉美初級產品的出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結構性失業的長期存在，又增添了拉美制成品出口的障礙。國際金融領域中利率、匯率的變動，信貸政策的變化和金融投機的加劇，使拉美的債務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資金大量外流。而拉美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資金結構不健全，國內積累不足，市場相對狹小，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大，以及政策上的失誤等，則使拉美在上述世界經濟變動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外債包袱是沉重的。發展中國家17個重債國中，有11個在拉美地區。這些重債國恰恰是拉美地區經濟實力較強和幅員較大的國家。它們經濟狀況的好壞決定了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目前拉美外債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每年還本付息占去出口收入的30%左右。雖然幾個最主要的債務國與西方債權國，債權銀行重新安排債務和提供新貸款的談判在近兩年取得一定的進展，到期債務的壓力有所緩和，但前幾年降低了的國際利率正在重新回升。1988年商業銀行利率就上升了2—2.5百分點，使拉美國家僅付息就多支出近百億美元。沉重的還本付息已使拉美連續5年成為資金凈流出地區，嚴重地影響了該地區的投資和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

拉美國家普遍遭受高通貨膨脹的困擾。反通貨膨脹是拉美許多國家經濟政策的焦點，智利和玻利維亞采取凍結工資物價為主的“沖擊療法”，輔之以其他措施，實現了連續多年的低通貨膨脹局面。墨西哥采取政府、企業、勞工共同協商，就財政、貨幣、物價、工資等方面達成社會契約的辦法，也獲得較好的效果。但就多數國家而言，反通貨膨脹措施基本上失敗了。失敗的重要原因在于客觀調節的失誤。例如，巴西急于恢復，導致經濟過熱(1985和1986年連續兩年增長8%)，后來被迫冷卻經濟。但1986年開始實行貨幣改革的“克魯扎多計劃”和1987年反通貨膨脹的“新克魯扎多計劃”均遭失敗。1988年經濟陷入滯脹，經濟增長0.4%，通貨膨脹900%多。秘魯自加西亞總統執政以來，不顧國內條件，刺激經濟高增長(1986和1987年分別達8%和7%)，對價格和進口管制過于放松，加上西方債權國和債權銀行為制裁秘魯在外債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而實行的資金封鎖，終于導致1988年經濟嚴重的負增長(—7.5%)和通貨膨脹近2，000%的嚴重局面。阿根廷實行“奧斯特拉爾計劃”，企圖改革經濟，抑制通貨膨脹也未成功。在不穩定的國內經濟環境中，經濟的發展和調整改革都難以順利進行。

拉美經濟起而復跌給我們提供深刻的教訓：恢復和發展經濟必須尊重貨幣流通規律，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