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也想“教育報國”

陶行知先生是我國“五四”以后最有影響、最著名的進步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變革的時期。1914年赴美國留學。1916年回國以后，選擇了一條教育報國的改良主義道路。他曾擔任南京高等師范的教務主任。1920年擔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干事。1923年，他本著愛國的熱情，與朱其慧等人發(fā)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積極提倡平民教育運動。他認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會環(huán)境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可以“推定國家的命運”。他還幻想用平民教育來“打通”貧富、貴賤的階級關系，從而“創(chuàng)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了《改造全國鄉(xiāng)村教育宣言書》，提出“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xiāng)村。”決心要把鄉(xiāng)村學校辦成改造農村生活的中心，并于次年創(chuàng)辦了曉莊學校。在這所試驗鄉(xiāng)村師范學校開辦期內，陶行知確立了自己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勞力上勞心”等理論，并在學校試行。1930年5月，“曉莊”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封閉，陶行知受通緝逃往日本。1931年春回到上海后，又從事科學普及教育，提倡“科學下嫁運動”，創(chuàng)辦了“自然科學園”。1932年在上海和寶山間(孟家木橋村)辦起了“山海工學團”，提出“工以養(yǎng)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新烏托邦幻想，主張把“工場、學堂、社會打成一片”;“人人生產、人人長進、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衛(wèi)衛(wèi)人!那末中華民國是變成何等莊嚴的一個國家呀!中華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學團的種子里潛伏著”。陶行知把工學團當成了“中華民族之救命圈”。然而后來工學團中止于敵人的炮火中。

陶行知前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是，沒有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沒有工農勞苦大眾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而用教育去改造鄉(xiāng)村的面貌，只能是一種幻想。而更重要的還在于，與革命的任務背道而馳，走改良主義的道路去營建一種幻想中的烏托邦，最后只能是脫離革命，走上“教育救國”的岐途。陶行知前期的這些思想和實踐，基本上就屬于“教育救國”的改良主義范疇。由于受杜威的影響而將其理論變換形式搬移到中國來，這也是陶行知“到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幸的是，陶行知及時認清了自己的錯誤，很快走上了人民民主義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