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革”挑戰的“二月抗爭”

1967年1月19日，在軍委擴大會的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就軍隊是否要保持穩定這一問題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展開激烈的爭論。2月11日、16日，在兩次有許多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種種錯誤行為提出激烈的批評，他們相繼激憤地發言質問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譚震林說：“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會議的斗爭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干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17日，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斥罵江青，認為“我們黨被丑化到無以復加了。”林彪在信上作了批示，于19日將信送給毛澤東。同時，在2月16日的碰頭會后，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立即向江青匯報，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澤東作了歪曲事實的匯報。本來軍委領導同志這些義正詞嚴的激烈批評，代表了黨和人民的意志，表現了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的凜然正氣。但毛澤東聽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一面之詞后，對這些老同志很不滿意。因為軍委領導反政治局的部分委員所進行的抗爭，實際上是力圖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顯然同毛澤東的意愿相悖。2月18日深夜，毛澤東召集政治局部分委員開會，對這些老同志進行了錯誤的、嚴厲的批評，指責他們搞復辟，搞翻案，責令他們作檢討。從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生活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歪曲事實，無限上綱，強加“反黨”、“二月逆流”等罪名給這些老同志，并向社會上散布，煽動群眾掀起所謂“反擊自上而下復辟逆流”的活動。由此出現了更大規模的揪斗，打擊、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沖擊黨政領導機關，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派性斗爭不斷升級的局面。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老一輩革命家的二月抗爭被壓制下去之后，無政府主義的狂潮更加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