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詩的困境

五四時期是具有“拿來主義”精神的，散文詩便是拿來的一種。1915年，《中華小說界》首次刊載了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詩的文言譯文。1918年，以詩人沈尹默的散文詩《月夜》、《人力車夫》為始端，散文詩在我國文壇出現，并迅速風靡。由于它兼具有詩的表現抒情性和散文的隨意描寫性，成為當時渲瀉感情、抒寫理想的常用的文學樣式。劉半農、徐玉諾、郭沫若和冰心等作家都曾采用這種新文體，運用白描、象征、比喻等手法或直或曲地傳達時代強音和人生感懷，充分體現了散文詩的主觀性、內向性、表現性和抒情性的特點。特別是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野草》，想象豐富、意境深邃，為我國現代散文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他作家如巴金、許地山、王統照等也創作了一些優秀的散文詩。然而此后許多散文詩因為過多的政治色彩和簡單化地理解時代，使這種內向性強，以抒寫某種情緒和心靈活動為主的文學式樣逐漸喪失其本身的特性。這對一種有獨特魅力的文體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束縛和變形。

從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內，散文詩作者常常是自覺不自覺地從政治、革命的需要出發，忽視散文詩的內向性特點而進行創作：抗戰初期宣傳、鼓動式的散文詩;解放前夕詛咒式的散文詩;大躍進時期口號和豪言壯語式的散文詩;文革禱告式的散文詩……。這些主題單一的、寫實的散文詩完全否定個性，成為集體化的渲泄或贊美的工具。從而失去了散文詩的特點，也就在實質上失去了散文詩。

文革十年后，散文詩在一片文化廢墟上痛苦地站立起來，由對現實單一的贊美轉向時代和社會的反思;由“省略生活”轉回到對現實生活的嚴肅把握，抒寫感受和主觀情緒，追求心靈的獨白，折射出一代人在追求中的沉思與醒悟。但是，由于審美傾向和心理定勢等因素，使相當多的散文詩流于追思和哭訴。有些作者則沉醉于靜謐安閑的鄉村田園世界，簡單地謳歌新生活。而更深沉、內在地體現時代、反映生活，以及多樣而細致地抒寫主觀情感的優秀作品仍是為數不多的。

散文詩在我國從產生到現在，經歷了坎坎坷坷的七十余年，承受了多次的誤解和變形，至今仍在困境中尋求身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