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會”神話破滅

在西歐和美國，“福利社會”曾被作為一種神話大肆宣揚，各個黨派在竟選時都以擴大社會福利為標榜，以此爭奪國民的選票，各國政府也把社會福利作為經濟調節的一項重要內容。

近一、二十年來，歐洲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增長得非常快，已成為國家財政開支的最大項目，社會福利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日趨增大。例如，西德的社會福利開支，1961年為630億馬克，1980年已增加到4，500億馬克，20年內增長了6.1倍。又如，英國的社會福利開支(包括教育、國民保健服務、個人社會服務、學校午餐、牛奶、福利食品、社會安全救濟、住房補貼等支出)，在1967年度為79.54億英鎊，1977年度增至356.31億英鎊，十年間增長了3.5倍。法國的情況也差不多，1970年，法國的社會保險與醫療補助費為310億美元，到1980年，這項支出已增至1，24.0億美元，十年間增長了整整3倍。以“福利櫥窗”著稱的瑞典，在1975—1979年，各種社會福利開支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為8.8%，與此同時，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還不到1.2%。這一時期，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已成為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象。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般已占50%以上。例如，1978年，聯邦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六國社會福利開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已高達64.7%。

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增長的速度也十分快。尤其是在1964年約翰遜總統提出“向貧窮開戰”的口號以后，社會保障計劃、失業保險和直接救濟等都有較大的擴充和發展。1953年，美國設立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它的預算約為20億美元，僅相當于當時國防開支的五分之一。1978年，這項預算已增至1，600億美元，等于同年美國陸海軍開支的一倍半。從美國政府的社會支出結構來看，所謂“轉移性支付”(包括國家發放的失業津貼、社會保險、撫恤金、老年和殘廢者的救濟金等支出)的比重有迅速提高的趨勢。1950年到1979年，美國政府的“轉移性支付”款項從229億美元增加到2，066億美元。1948年，“轉移性支付”在美國政府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為32.8%，到1978年這一比重也增至40.3%，比當年軍費支出所占的比重還要高。

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政府搞社會福利的財源，主要來自勞動人民。例如，瑞典疾病保險基金的50%是由職工繳納的疾病保險費構成的。勞動人民沉重負擔的稅款也是社會福利的財源，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美國人均稅款負擔每年將近3，000美元，瑞典低收入者的三分之一收入要作為稅款交出去。

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的“滯脹”病愈來愈重，經濟增長緩慢，物價上漲加快，失業人數增多，經濟形勢惡化，凱恩斯主義失靈，福利制度的基礎開始動搖。八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為擺脫危機和對付財政赤字，把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作為調整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它們在壓制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的同時，都極力降低和大砍社會福利計劃，致使工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下降，并在最需要救濟時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生活在資產階級政府所規定的貧困線以下的人增多了。1980年，美國約有2.930萬人生活在政府規定的貧困線以下(被官方列為窮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3.2%。1981年，已增加到3，180萬人，約占總人口的14%。這就是說，7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被官方列為窮人。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各成員國中，1980年初共有4，000萬人被官方列為窮人，這個數字占總人口的14.5%，而其中的1，000萬人則是最窮的人。即使不失業，工人的日子也不好過。例如，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1980年下降4.3%，1981年下降1%，1982上半年又下降3%，比七十年代初降低了16%。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在1980年下降0.7%，1981年又下降了2.1%。1981年，西德的個人消費水平也出現了戰后36年來從未有過的5年沒有減稅和實際工資連續兩年下降的情況。

上述事實表明，“福利社會”的神話已經破滅，它留給人們只是如下的啟示：資產階級政府實行的任何福利措施，都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性質，從而既不能解決勞動人民的失業問題，也不能利用福利制度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