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課鬧革命”
1966年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羅、陸、楊的所謂“反黨錯誤”,并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5月16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標志著“左”傾方針在黨中央占據了支配地位。教育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五·七指示》,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在制定《五·一六通知》過程中提出來的。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是“五·七”指示。后來,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現象”就成了“踢開黨委鬧革命”、“奪取教育領域領導權”的最重要的依據。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和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號召群眾“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6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在這些輿論煽動下,全國的運動哄然而起。北京55所大專院校和部分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迅速掀起了揪斗校黨委主要負責人的浪潮,學校領導陷于癱瘓狀態,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其它各地的中學生也紛紛起來“造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標志著“文革”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8月8日,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召開后,公布了毛澤東8月1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18日,毛澤東等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由于青年學生單純、無知、好奇、沖動,8月19日就在北京首先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并迅速波及全國。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開始了全國性的大串連,到11月下旬,毛澤東先后8次接見了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到1966年底,全國各地的黨組織基本上處于癱瘓狀態,各級教育行政領導部門和學校黨團組織亦相繼陷于癱瘓。“停課鬧革命”的結果是全國教育事業的大倒退、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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