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學”的得與失

“兒童學”是在20世紀初在“新教育運動”的推動下產生的一種資產階級教育理論，它主要由生物化教育理論和實驗教育學演變而來。1911年在比利時著名教育家奧維德·德可樂利的推動下于布魯塞爾召開了“兒童學”的第一屆國際會議，德可樂利被選為主席。以后“兒童學”在美國、歐洲各國廣為流傳，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也一度泛濫過。其核心主張認為，兒童的發展是由生物化遺傳決定的，或為兒童所受的社會環境影響所決定，而一旦形成這種影響，就終身不可改變。

蘇聯的布隆斯基強調生物化遺傳對兒童發展的作用。他和其他兒童學者們一道竭力宣傳兒童學的科學性和正確性，1924年蘇聯建立起兒童學的學術研究機構，并常召開學術會議。布隆斯基在其所著的《兒童學》和《教育學原理》中提出從生物學遺傳學說的角度來研究兒童的“兒童學”是教育工作的主要依據;教育的目的即在于促進兒童生物學方面的天賦的發展。他還企圖以兒童學取代教育學，認為以對兒童的身體、智力測驗為主要內容的“兒童學”才是真正的教育科學，而教育學只不過是兒童學的附屬部分。布隆斯基開了以兒童學代替教育學的先例，為蘇聯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把兒童學凌駕于一切教育之上的做法埋下了禍根。重視兒童身心研究，要求教育應考慮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并無錯誤，但兒童學把促進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發展視為教育的全部目的，只從生物學遺傳角度研究兒童而不從社會的角度看待兒童是錯誤的，而且試圖用兒童學來取代教育學則更不足取。

還有一部分兒童學學者強調環境影響對兒童發展的作用，認為對兒童的研究不能只注意到生物性的遺傳因素，還應考慮到兒童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圍環境的作用。這種觀點宣揚歷史條件不隨人的意志而“自流”地發展著，人對環境無可奈何只能受其主宰，什么樣的環境就會造就什么樣的兒童，在惡劣、窮困環境中生活的兒童必然智力落后而不能受教育。這種觀點根本不理解人的改變和環境改變一致的辯證法，是一種典型的“宿命論”觀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極為反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