騶虞

作者： 張若晞 【本書體例】

【原文】：

彼茁者葭⁽¹⁾，壹發五豝⁽²⁾，于嗟乎騶虞⁽³⁾!

彼茁者蓬⁽⁴⁾，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鑒賞】：

這首短詩是《詩經》中歧解最多的詩篇之一。《詩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宋代朱熹在《詩集傳》中更加以發揮說：“文王之化，始于《關雎》，而至于《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鵲巢》而及于《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詩序》的觀點無非是從封建正統的“詩教”觀點出發，把此詩說成“文王教化”，有“獵不盡殺”之意。這種說法與本詩的本意確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至于朱熹的解釋更是牽強附會，不足為論。更為甚者是清人方玉潤秉承文王化育之說，簡直把騶虞看成是文王的化身，說什么“騶虞之仁，即國君之仁；國君之仁，即文王之仁。指在虞人，而神注國君與文王。故曰澤其昆蟲草木，而以見化育之廣，為王道之成也”(《詩經原始》)。這種說法是無根據的，其推理也是荒謬的。以上幾說，不過在于說明《騶虞》的主題是歌頌教化。今人雖一致否定這些看法，但已有差別。今人陳子展《詩經直解》博引《韓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鐘師疏》引)《魯說》：“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賈子新書》)由此可知，騶虞是獵場之獸官。騶虞地位低微，幾乎類似差役，參加一定的勞動。也許因為職業的關系，他練就一身射獵的精湛技藝。如果此說能夠成立的話，那么這首詩就是贊美騶虞高超射技的詩。

詩分兩章，短小精悍。首章是贊美騶虞在春光明媚之時，到茂密的蘆葦叢中用箭轟趕小野豬，寫出了春日行獵的盛況。“彼茁者葭”，是描寫射獵的背景。彼，指代射獵的時間，它雖沒有說出射獵的具體時間，但卻顯得更為含蓄一些。“茁”，《說文》曰：“草初生地貌”，此解寫詩中描寫的情景不合，因為野獸是以豐草為掩體，只有草木豐盛之時，他們才出來活動，這時，正是射獵的大好時機。因此，“茁”應釋為“茁壯”之意。“葭”，蘆葦。蘆葦長得很茂盛，說明時間已近暮春。全句是說在那蘆葦長得茂盛的地方，暗含有野獵在蘆葦叢中，這就自然地引出下句“壹發五豝”來，極為生動地描繪出騶虞瀟灑神奇的射獵舉止。一發能射中迅跑如飛的五只豝，其射技的精湛，氣概的英武，誠然令人嘆羨。但對此句古今文派頗有不同的解釋。晚清朱一清認為：“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轉引自陳子展《詩經直解》)十二箭射中五豕，不能說射技差，但也不能說明射技高明，這和本詩盛贊騶虞射箭本領精絕的主旨不相吻合。清代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引用歐陽氏之語，以為“獸雖五豝，矢唯一發，以見君心之仁愛及物，不忍盡殺”之意。此說并不高明，只不過是重彈“詩教”的老調而已。近人還把此句譯為“一箭轟出五野豬”，此說雖有道理和根據，但仍不切合詩意。因為騶虞射技超群，一發而中“五豝”，自然令人敬佩，所以才引出“于嗟乎騶虞”一個感嘆句，詩人把全部贊揚之情融注于這句，感人至深。

詩的第二章與首章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換了個背景，那射獵的對象也由“豝”變換為“豵”，其余完全雷同。“彼茁者蓬”一句具體描繪出“豵”活動的背景。蓬蒿長得茁壯茂密，便于豵的隱沒；蓬蒿比蘆葦長得低矮，利于“豵”的出沒活動。這正如蘆葦長得高深，利于“豝”的出沒一樣，因為“豵”是一歲的小野豬，“豝”是二歲的大野豬。看來這一背景與詩意是相合的，與詩中主體動物是合拍的。說明詩的作者是與勞動密切相關，他的取景恰當，使得詩歌充滿了生活的情趣。黃中松在《詩疑辨證》中云：“首章言葭，葭高，故二歲之獸藏焉；次章言蓬，蓬低，故一歲之獸藏焉。詩人不漫舉四物也，則此說不可廢矣。”

這首詩是詩經中最短的篇章，六句，二十六字，其風格簡古如原始歌謠。在寫作技巧上有三個顯著特色：其一，全詩通篇采用賦的手法，直書其事，開門見山地說出要義，給人一種直白之感，無拖泥帶水之累。其二，善于取景。清人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景有大小”，“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詩的首章言蘆葦長得高深，寫的是大景，次章言蓬蒿長得茂密而低矮，寫的是小景。一高一矮，形象鮮明，二者并未相混。蘆葦、蓬蒿長象雖有高低之分，但亦有相似之處，且都是野豬出沒的場所，可見也無“大小之隔”。詩中所取景色與人物的情調和詩中活動的主體動物，都很和諧，特別是自然景物與勞動的結合，使詩歌更富有樸實清新的生活氣息。其三，敘事、寫景、抒情融為一體。每章三句，首句寫景，引出次句敘事，最后一句直接抒情，使三者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循環往復中反復詠唱，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