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洛最多竹，樊圃棋錯。包籜樹筍之贏，歲尚十數(shù)萬緡，坐安侯利，寧肯為渭川^①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yǎng)，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于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 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jīng)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 《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②。”又曰：“君子節(jié)用而愛人^③。”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注〕 ①渭川：《史記·貨殖列傳》：“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②不作無益害有益：《尚書·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③君子節(jié)用而愛人：《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鑒賞】

這篇文章寫的是一起戕害竹林之事。事情發(fā)生在洛陽，時間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這一年八月宮中大火，燒毀了崇德、長春等八殿。為了修復宮殿，朝廷命各地供給修建材料。洛陽官吏得令后不問需要多少，迅即將所有竹林砍伐一空。作者時在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記下了這件事，并就此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

文章從題前落筆，先寫洛竹之利，養(yǎng)竹之艱，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簡意賅，生動而具體地展現(xiàn)了洛陽竹林既有巨大的經(jīng)濟價值，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這就為“戕竹”——一場災難的到來，作了有力的鋪墊和反襯。

第二節(jié)正面寫“戕竹”。先點出時間：“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著就寫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長而短，由散而整，用辭斬截，音節(jié)急促，將“戕竹”的來勢之猛，行動之快，渲染得令人難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來頭，原來是“守都”(指河南府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有令。如此層層邀功，個個賣力，不幾天，“樊圃棋錯”的竹林，便變成處處“地榛園禿”。而百姓呢?卻沒有一絲吝惜之情流露于顏面。確實耐人尋味。再讀下去，便深感百姓的可憐、可悲，因為他們不僅在物質上作了慘重而無益的犧牲，而且在感情上還遭到一番極大的欺騙和愚弄，則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嗇色少見于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實在是意味深長的一筆。

作者寫過“戕竹”之后，引古證今，加以議論，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節(jié)。首先指出“伐山林，納材葦”的目的是“以經(jīng)于用”。在這個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謂之畔廢”，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時間采伐聚斂，則“謂之暴殄”，更何況不“經(jīng)于用”呢! 現(xiàn)在疆域遼闊，年年賦斂之物積聚甚多，而仁宗亦無大建宮室園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長期積壓的各種材料，無不聽其朽爛。但是盡管如此，只要有一點意外情況，還是一不問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問時間是否合適，便打著“與公上急病”的旗號，層層加碼，斂取無度，“不竭不止”，結果所取又超過所需，自然又是堆積腐爛。“《書》不云”兩句，以正面的教誨之詞，婉轉而尖銳地批評了上述行為，恰恰是以“無益”于民之舉(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無“節(jié)用愛人”之心顯而易見。由記事而評論，最后上升到為官之道。至此，事已記過，理也說透，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出乎意料，作者又再加生發(fā)——“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奇峰突起，境界大開。原來“戕竹”一事，只不過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鏡子。點睛結穴，戛然而止，是所謂實處還虛。大千世界，古往今來，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還是留給讀者去思考吧。

這篇文章一般選本不大見，其原因大概是覺得它還不能反映歐陽修的“紆徐委備”的風格。其實，它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我們知道二十五歲的歐陽修，于天圣九年(1031)到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傳)。可見歐陽修的政治活動與文學活動基本上是同時起步的。這篇文章作于明道元年，也正是這個“起步”階段的作品。文中所述的為官之道，與他后來主張為政寬簡，注重實際，無疑是一脈相承的;那“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的看法，正可以解釋他之所以要贊助、參與范仲淹主持的革弊救民的“慶歷新政”。這篇文章不僅采用散體形式，而且內容直接議論時事，干預現(xiàn)實，這也反映了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與進步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起步”階段就統(tǒng)一在他的實踐中。事實證明，他后來反對為文而文，反對“棄百事不關于心”的文風，也不是偶然的;而這對于宋代古文運動的勝利，則是至關重要的一點。這篇文章還顯示了這位年輕的西京留守屬官歐陽修的踔厲風發(fā)、不畏權勢的精神風貌，而且這種“果敢之氣，剛正之節(jié)，至晚而不衰”(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可見這篇短文，在表現(xiàn)上雖不能充分反映作者成熟期的文風，但對了解、研究作者思想、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乃至作者的品格、為人，都是頗有價值的。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說它值得注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