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謝榛·行路難》原文賞析

荀卿將入楚，范叔未歸秦。花鳥非鄉國，悠悠行路人。

荀卿是一個博學儒者，年五十，游學于齊。齊囊王時，他是稷下學宮的最好教師，曾三為祭酒。后去齊入楚，很受春申君的禮遇，被封蘭陵。這與壯年挾詩卷游學京師，與后七子結社燕市，被置于執牛耳之位的謝榛來說，其境遇是極為相似的。范叔即范雎，是戰國著名辯士。因游說秦昭王而入為宰相，成為能左右秦宮的最有權勢和影響的人物。這和謝榛在鄴下受趙康王及其曾孫穆王賓禮，秦、晉間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為先生的遭際來說，也有某種相似之處。應該說，謝榛取這兩個歷史人物以自比是很確切的。但是，這首詩中，詩人運思之巧并不只是表現在擇取歷史人物的切合這一點上，更主要的是詩人在擇取這兩個歷史人物材料的時候，其角度十分別致。詩人并沒有取荀卿游學于齊、三為祭酒這段光彩的史事，也沒有取他終老蘭陵、客死異國的經歷，而是取了他離齊入楚之間那段悲痛的遭遇。《史記》本傳說荀子之所以棄齊入楚，原因在他受了讒言中傷：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詩人用范雎之典，也沒有取他成為秦國卿相以后如何打擊貴族勢力，加強中央集權以及擴張國勢，蠶食東方諸侯的光輝業績; 或者是他功成名就而自行引退之事，而是取了他一生中那段最屈辱的歷史。范雎原事魏國，因被讒言中傷而身遭百般凌辱，以致折脅折齒，幾于死亡。而荀卿、范雎的這些不幸遭際，也和謝榛頗為類似。謝榛生活的后期，受李攀龍、王世貞輩中傷，以致被逐出五子、七子之列。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謝山人榛傳》、《詩家直說·王士禛序》都分別記載了這段歷史： 嘉靖間，謝榛挾詩卷游長安，“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文，頗相鐫責，于鱗遇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排茂秦，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謝榛因眇一目而不能進身仕途，這已是心靈上的一大痛苦，但也無可奈何，于是詩人轉而想以詩名馳騁于詩壇，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但是，卻又遭到同輩們的忌妒而被排劑出了七子、五子之列，因而不得不離開京師，寓居秦、晉。這種精神上的重大打擊，把詩人本已破碎的心更擊得粉碎。于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李白 《行路難》)，李白的這股孤憤不平的壓抑之情，在詩人的心靈深處也迸發了：“荀卿將入楚，范叔未歸秦”，這其中，隱然寄寓著一個“讒”字，從而寫出了世道之險惡，行路之艱難，可謂運思巧妙，意蘊含蓄，托喻深刻。

仕途不通，詩壇受抑，而故鄉舊業又早已易為他姓，因此詩人感到自己成了“行匆猶浮梗，世故一浮塵”(《過清源故居有感》) 的一個飄零游子。前途之痛，故園之悲，就成為詩人心頭的兩大痛事。《行路難》所表現的，就是詩人心靈的這兩大痛苦。如果說詩的上半首是發“前途之痛”，那么下半首則是就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的角度，寫出了詩人的故園之悲。

“花鳥非鄉國”，是一種比興托喻的表現手法。借花鳥聲色的流囀、美艷，喻荀卿、范叔入楚、歸秦后的受寵境遇，又比托了詩人自己受趙王枕易祖孫賓禮，因面盛譽滿插秦晉的現實生活。但是，梁國雖好，終非久留之地。對滿懷故園之思的詩人來說，彈劍作歌于他人門庭，總非久遠之計，因此，一種 “歸去來兮”之情不由爬上心頭。可是故鄉又在哪里呢? 舊業早歸王南村，雖欲歸去，卻又何處是家! 世途漫漫，自己終身只能是一個到處浮游飄蕩的悠悠行路之人。這里，由于“花鳥非鄉國”的鉤鎖連環，因此，“悠悠行路人”，便成為順流直下的結句。它氣韻悠長，不盡之意，溢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