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鄭燮·紹興》原文賞析

丞相紛紛詔敕多，紹興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要理解這首詩，必須重溫一下宋代的一段歷史： 金兵于宣和七年(1125)渡河南下，直取北宋都成汴京 (即東京，今河南開封)。宋徽宗恐慌，一面向金朝屈膝求和，一面讓位給兒子趙桓(宋欽宗)，迅速南逃。靖康元年(1126)，金人再度南下，次年進入汴京，俘虜了徽宗、欽宗等人，北宋滅亡。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 “靖康之變”。五月，金兵北撤，徽宗第九子趙構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稱帝 (宋高宗)，改元建炎，建立南宋王朝。從此開始了南宋與金朝南北對峙的局面。金人繼續南侵，高宗偏安江南一隅，對金人屈辱求和，南逃揚州、杭州等地，其時，朝內文武官員如李綱、宗澤、岳飛、韓世宗等，積極抗金，尤其是岳家軍收復失地不少。金朝節節失利，為取得喘息機會，故意揚言要把欽宗放回作皇帝，把徽宗的棺木也送回，并歸還黃河以南的土地，從此與宋朝和好。高宗擔心欽宗放回后理當重登皇位，因此迫不及待地與金議和，并重用秦檜為宰相。紹興八年 (1138)，南宋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紹興十一年(1141)，秦檜與金勾結，逮捕岳飛后，南宋與金朝簽訂和約，稱臣納貢，這就是歷史上的“紹興和議”。次年，岳飛被害。從此，南宋統治者把杭州當汴京，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后于祥興二年(1279)被元軍消滅。

揚州曾是高宗南逃之地，又是板橋的第二故鄉，因此板橋對這次歷史事件非常熟悉，有所感而作此七絕。題為《紹興》，不僅說明它是高宗繼建炎之后的年號(1131-1162)，更重要的還在于表明詩的重心在寫高宗偏安一隅，茍且偷生，不圖恢復之事。“紹興和議”、岳飛被害等，也都是在這段時間里發生的。因此，凡是熟悉這段歷史的人，一提到 “紹興” 二字，就會很自然地產生很多聯想，比如金人的長驅直入、奸臣秦檜的賣國投敵、抗金良將岳飛等人可歌可泣的民族斗爭精神等等，但更重要的還是想到高宗的昏庸誤國，正如提到“靖康”二字而首先想到徽、欽二帝的屈辱被俘一樣。可見詩人以此為題，含意深廣，頗費匠心。

“丞相紛紛詔敕多，紹興天子只酣歌。”“丞相”，指秦檜。此人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敗類，早在“靖康之變”時被金兵擄去，隨即屈膝投降，賣身投靠，充當金軍參謀。建炎四年(1130)，金朝放虎歸山，派他回南宋作內奸。他回到南宋，隱瞞真相，說是從金朝虎口里逃出來的，贏得高宗稱贊，不久便從禮部尚書升為宰相。“詔敕”，專指皇帝詔書，這里指高宗皇帝的命令及文告。“紛紛”，狀“詔敕”多而雜，接二連三地發出。可見當時政局的混亂，形勢的緊迫。這一句關鍵在最后一個“多”字，是說當時這“紛紛詔敕”多由秦檜發出。這就使人產生情理不通之感。“詔敕”本該由至高無上的皇帝頒發，怎么由秦檜發出呢?詩正是通過這一矛盾現象表示秦檜的專權已到了完全操縱朝政的地步。其所發“詔敕”之“多”，姑且不說多次與金議和，多次阻撓主戰派的正確意見等等，單就與金勾結、勒令岳飛火速退兵一事，就在一天之內借用皇帝的名義下了十二次緊急命令，迫使岳飛撤回，然后將其害死。秦檜的擅朝危害之大，由此可見一斑。那么，“紹興天子”即高宗在干什么呢?為什么放縱秦檜如此胡作非為呢?“紹興天子只酣歌”便是最形象的回答。可以說這前后兩句詩互為因果。“酣歌”二字已把高宗偏安后沉醉于湖山之間，過著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寫得淋漓盡致，再加一個“只”字，就更把這位昏君不思恢復中原，“只”知荒淫享樂的精神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難怪當時有位詩人林升在臨安旅店墻壁上極其憤慨地寫下這樣的詩篇：“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題臨安邸》)板橋和林升的詩，都是對南宋王朝偏安局面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南宋統治階級的有力揭露和諷刺!

第二聯“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直承前一聯而來，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正因為有昏君的貪圖享樂，不思恢復和奸臣的專權以及與金人的勾結為害，才導致了國土的淪喪和中原的不得恢復。詩人在這里巧妙地借用了當時“金人欲送徽欽返”之事，把它寫成真有其事，然而以高宗為首的統治集團早已決定“中原不要”了，奈何!反之，如果接受“徽欽返”，那么高宗就不能享樂，秦檜也不能再專政，這對于南宋朝廷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既然“金人欲送徽欽返”，南宋朝廷尚且無心接受以恢復中原，那么如果“金人不送徽欽返”又怎么樣呢?那不更是幸災樂禍以保全自身的權勢與安樂么!詩人明知如此，但又故意要挑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在于進一步揭露統治者早已不想恢復中原這一事實，讓人們明白，并痛加斥責;另一方面又在“中原不要”的重大問題上加上“其奈……何”的反詰語式，造成強烈的諷刺，從而寫出郁結在人們心頭的憤恨，把對歷史上只知荒淫享樂、甘心國土淪喪的昏庸統治者的鞭撻推向高潮!此詩寫歷史題材而又不受其限，于第一聯之后，借用“金人欲送徽欽返”，引出“其奈中原不要何”，不但合乎情理，順理成章，使人信服，而且緊扣題意，突出了全詩的中心，其構思上的巧妙，正在這虛實結合之中。

全詩明白如話而又邏輯嚴謹，層層推理而又構思巧妙，提出了歷史上一個由于統治集團的腐敗而導致國土淪喪的重大問題，而又以莫可奈何的反詰語氣結束，實在耐人尋味。處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的清王朝統治下的鄭板橋，寫出此詩，除有鞭撻歷史上的昏君誤國之意外，似乎還別有所指，這就給人留下更多的思考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