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許廣平》原文與賞析

廣平仁兄大人閣下敬啟者，前蒙投贈之

大作，就要登出來，而我或將被作者暗暗咒罵。因為我連題目也已改換，而所以改換之故，則因為原題太覺怕人故也。收束處太沒有力量，所以添了兩句，想來亦未必與

尊意背馳，但總而言之： 殊為專擅。尚希曲予海涵，免施

貴罵，勿露“勃谿”之技，暫羈“害馬”之才，仍復源源投稿，以光敝報，不勝徼幸之至!

至于大作所以常被登載者，實在因為《莽原》有些“鬧饑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議論，而寄來的偏多小說，詩。先前是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嗚呼。頭痛極了!所以倘有近于議論的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豈 “騙小孩”云乎哉!

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編的報上，也比較的易于登出，此則頗有“騙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該有更進步之成績，而偏又偷懶，有敷衍之意，則我要加以猛烈之打擊，小心些罷!

肅此布達敬請

“好說話的”安!

“老師”謹訓。

七月九日。

報言章士釗將辭，屈映光繼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飯”人物也，與士釗蓋伯仲之間，或且不及。所以我總以為不革內政，即無一好現象，無論怎樣游行示威。

【析】 隨著魯迅與許廣平二人感情的逐漸加深，他們的通信也日益隨便和恣肆起來，據近年來影印的《兩地書》原作看來，第33封信后所注“其間當缺往來信札數封，不知確數”者，實有幾封措詞及形式都非常別致，內容也非常親密的往來信件，礙于《兩地書》編印時的形勢，不得不暫時抽去。這封信正好承接抽掉的幾封之下，其輕松的風格，當然流韻裊裊，令人讀之忍俊不禁。

該信從許廣平的投稿談起，具體是哪一篇無從考究了，但不外是原來題目與結尾都有不夠穩妥之處，魯迅已代為改過。許廣平見后，恐怕是魯迅偏愛太過，勉強錄用，故來信表示不安。而魯迅則由此生發開去，談到《莽原》的用稿原則：一、“要多登的是議論”。因為可以直接抨擊社會，議論時政，發揮更強的戰斗作用。二、反對虛偽。什么 “花呀”、“愛呀” 乃至 “死呀”、“血呀”的詩和文章，都在不用之列。因為這些無病呻吟，只會腐蝕人們斗志，間接為統治階級效勞。三、“新做文章的人”“比較易于登出”。這是指一般文學新人的新作，多蓬勃有生氣，比起那些四平八穩的 “成熟”文章反倒給人耳目一新、帶來力量。所以魯迅喜歡錄用。這里也包含著積極發現、扶持、培養文學新人的深心，并非是“騙小孩”——因愛人而徇情的。以上三條意見，可視為魯迅的編輯原則。它們集中地反映出魯迅編輯思想的特點：戰斗性和真實性;也從一個特殊角度反映出魯迅革命的文學觀。

然而，這樣充滿戰斗鋒芒的內容卻是通過最陳腐的舊式信札書寫格式表達出來的。信件一開始即戲稱“廣平仁兄大人閣下”，“兄” 前加 “仁”，“兄” 后接“大人”又“閣下”，可知魯迅的戲謔，也可見他對許廣平的親熱。信中凡直接提及許廣平及其有關之物件處，皆依舊式移行頂格來寫，如“大作”、“海涵”而對對方一些言行(故意“栽贓”給對方的)，亦冠之以敬詞，如“責罵”、“尊意”;其中又故意夾以刻意營造而文詞又自然的對仗，如 “勿露 ‘勃谿’ 之技，暫羈 ‘害馬’ 之才”。實是以舊書信之死格式，開舊書信之大玩笑。文中時而以誠惶誠恐之筆調(如開頭)，時而出愛之甚而責之重的感情 (如結尾)。朗讀全信，鏗鏘有致，令人莞爾，收到特殊的喜劇效果。古文云：“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边@封信正是在輕松的嬉笑中，成就了嚴肅文章的例子。

落款中書 “老師”，且用引號，將這輕松的風格沿續到底。

信末的補充諷刺了章士釗的將下臺，屈映光之將接任，然為 “伯仲之間”，可知均系一丘之貉，換湯不換藥?！安桓飪日礋o一好現象，無論怎樣游行示威”，一針見血地指出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本質，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所在。游行示威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果然，七八個月后的1926年3月18日，北京就發生了段祺瑞政府槍殺和平示威游行學生的血案，中外為之震驚。而魯迅早就提倡“壕塹戰”，指出示威游行之無用，真是目光精銳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