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在鐘樓上—夜記之二》原文與賞析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么?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么? ……怎么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墻包圍著的樓屋里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里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后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余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 “感慨系之矣” 了。

關于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么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里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于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后，我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許竟并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后，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但后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里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著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于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于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一君就在 《新時代》 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么?……”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 “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Tiu-na-ma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后的。我不記得他后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后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并無力量，所以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臺灣，自己也可以算作臺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呵。然而那時卻并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 對于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后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 ‘不革命’ 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余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于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范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余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復他‘吶喊’的勇氣，并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里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 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里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 異哉! 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有時只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 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后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見了。后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析】 1927年1月下旬，魯迅先生應聘，由廈門大學到了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住在學校“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大鐘樓”。這一時期，魯迅生活極不安定，工作十分繁重。一方面，他忙忙碌碌地從事教學和應付“教務主任”那一攤瑣碎繁雜的日常工作; 另一方面，又要接待許多青年的來訪;再一方面，他又經常應邀前往講演。隨著形勢的發展，廣州的現實變得更為復雜起來。魯迅在3月29日黃花節這一天，從鐘樓搬出，在珠江邊的白云樓租賃了房子，居住了下來。

《在鐘樓上》就是作者對在中山大學那一段及其此后一段生活的紀錄，對那一時期心緒的清理和對社會事變的深深感慨。

本文雖然有一些外在的敘述描寫，但更是作者內在情緒和心境的投影與凸現。在藝術上是以樸實無華的語言來曲折、委婉地傳達出對社會人生、對革命現實的看法。強烈的愛憎與悲憤蘊涵在平易的字里行間。

作者是 “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 即 “尋求新的生命”來到廣州的。可事實與理想相反。他到廣州后不久，革命形勢就有些改變了。魯迅很敏銳地察覺出這“革命的策源地”，舊勢力依然存在。他們只不過暫時披上“革命”的偽裝，“奉旨革命”而已。作者采取冷靜的態度，觀察事情的發展。表面上說：“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 但實際上在對廣州顏色與“楊桃”的描述中;在排列了許多瑣細事務的“辯論”中;在對廣州罵人口語的模仿中，作者將為什么 “剩下些索漠”的根底作了實質性暗示與交待。從委婉而含蓄的表達中可以體味出魯迅的 “欣戚” 與褒貶。

關于文藝家與革命的關系問題，作者在思索中作了深入精辟的論述。他說：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作者的思想見解滿含深刻的哲理，給我們思想上警覺震動的力量。批評了那些對革命抱有幻想的文藝家，指出了他們對革命理解的幼稚和錯誤，又隱含著對革命需艱苦斗爭需流血犧牲的殘酷性的實質認識。其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親身體驗，顯得更加精當深邃。在形式上如警句格言，加強了表達的效果。

幽默中隱藏著潑辣與犀利，平淡里融匯著尖刻與冷峻，是本文的另一大特色。對于現實中的乖謬和表里不一的事物本質，魯迅除了一針見血不留情面地揭露道破之外，還常常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將幽默與諷刺結合起來，以輕松而詼諧的筆調，出人意料地用雋思妙語揭露矛盾與弊端，剖析現象與本質。

廣州“四·一五”大屠殺之前，有不少人都自稱是共產黨人，但事變后，有的就變節投降了，露出了真相。對于真假革命者，文章寫到：

“只有若干已經 ‘正法’ 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后來兩方面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作者在表面平淡的敘述中，將那些假革命、變節者與敵人“杯酒言歡”的先后嘴臉畫出來，既尖刻又冷峻。

《在鐘樓上》敘述作者自己享受的一段待遇，也是幽默出之。魯迅住的“大鐘樓”，先聽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是“最優待的住所”，“非 ‘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但先生一搬出，“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作者重復、模擬那位秘書的話，用幽默筆調寫出客體的前后矛盾和自我暴露，這就使實質的荒謬露出本象，令人覺得十分可笑。行文含蓄，不露聲色，卻又隱含著對虛偽人情世故的犀利諷刺。真乃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