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倒提》原文與賞析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動物的，倒提著雞鴨走過租界就要辦。所謂辦，雖然也不過是罰錢，只要舍得出錢，也還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辦了。于是有幾位華人便大鳴不平，以為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至于比不上雞鴨。

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并未放在動物之下。自然，雞鴨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順提也何補于歸根結蒂的運命。然而它不能言語，不會抵抗，又何必加以無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講有益的。我們的古人，人民的“倒懸”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實在形容得切貼，不過還沒有察出雞鴨的倒提之災來，然而對于什么“生刲驢肉”“活烤鵝掌”這些無聊的殘虐，卻早經在文章里加以攻擊了。這種心思，是東西之所同具的。

但對于人的心思，卻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為輿臺，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并不一定終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愛憐，所以西崽打叭兒，則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則平人獲咎，租界上并無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正因為我們該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雞鴨絕不相同的緣故。

然而我們從古典里，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了，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么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為“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嘆不如租界的雞鴨者，也正有這氣味。

這類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懸的，而且雖在送往廚房的時候，也無人暫時解救。這就因為我們究竟是人，然而是沒出息的人的緣故。

六月三日。

論“花邊文學”

林默

近來有一種文章，四周圍著花邊，從一些副刊上出現。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閑適，縝密整齊，看外形似乎是 “雜感”，但又像“格言”，內容卻不痛不癢，毫無著落。似乎是小品或語錄一類的東西。今天一則“偶感”，明天一段“據說”，從作者看來，自然是好文章，因為翻來復去，都成了道理，頗盡了八股的能事的。但從讀者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來作一篇“偶感”，頌揚一番“摩哈達麻”，咒罵幾通暴徒作亂，為圣雄出氣禳災，順便也向讀者宣講一些 “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說教之類。這種文章無以名之，且名之曰 “花邊體” 或 “花邊文學” 罷。

這花邊體的來源，大抵是走入鳥道以后的小品文變種。據這種小品文的擁護者說是會要流傳下去的 (見《人間世》：《關于小品文》)。我們且來看看他們的流傳之道罷。六月念八日《申報》《自由談》載有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叫《倒提》。大意說西洋人禁止倒提雞鴨，華人頗有鳴不平的，因為西洋人虐待華人，至于比不上雞鴨。

于是這位花邊文學家發議論了，他說：“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并未放在動物之下。”

為什么“并未”呢?據說是“人能組織，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雞鴨絕不相同的緣故。”所以租界上沒有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不禁止虐待華人，當然就是把華人看在雞鴨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為什么不反抗呢?

而這些不平之士，據花邊文學家從古典里得來的證明，斷為 “不妨變狗”之輩，沒有出息的。

這意思極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華人放在雞鴨之下，自嘆不如雞鴨的人，是誤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這種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他雖也正面的承認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實在是說明西洋人為尊重華人起見，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從 “古典”來證明這是華人沒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種幫洋人經營生意的華人，通稱叫“買辦”，他們和同胞做起生意來，除開夸說洋貨如何比國貨好，外國人如何講禮節信用，中國人是豬玀，該被淘汰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口稱洋人曰：“我們的東家”。我想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氣，大抵不出于這般人為他們的東家而作的手筆。因為第一，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氣;第二，他們往往贊成西洋人(也就是他們的東家)統治中國，虐待華人，因為中國人是豬玀; 第三，他們最反對中國人懷恨西洋人。抱不平，從他們看來，更是危險思想。

從這般人或希望升為這般人的筆下產出來的就成了這篇“花邊文學”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論這種文人，或這種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辯護說教，中國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為西洋人雖然不曾把中國放在雞鴨之下，但事實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雞鴨之上。香港的差投把中國犯人倒提著從二樓摔下來，已是久遠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頭，今年的蔡洋其輩，他們的遭遇，并不勝過于雞鴨，而死傷之慘烈有過而無不及。這些事實我輩華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會轉背就忘卻的，花邊文學家的嘴和筆怎能朦混過去呢?

抱不平的華人果真如花邊文學家的“古典”證明，一律沒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們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運動，兩年前的一二八戰爭，至今還在艱苦支持的東北義勇軍么?誰能說這些不是由于華人的不平之氣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戰斗和反抗呢?

“花邊體”文章賴以流傳的長處都在這里。如今雖然在流傳著，為某些人們所擁護。但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他的。現在是建設 “大眾語” 文學的時候，我想 “花邊文學”，不論這種形式或內容，在大眾的眼中，將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罷。



這篇文章投了好幾個地方，都被拒絕。莫非這文章又犯了要報私仇的嫌疑么?但這“授意”卻沒有的。就事論事，我覺得實有一吐的必要。文中過火之處，或者有之，但說我完全錯了，卻不能承認。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輩或友人，那就請諒解這一點。

筆者附識。

七月三日 《大晚報》 《火炬》。

【析】 人和動物不能同日而語，這是婦孺皆知的。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的潛意識中又不自覺地將自己放在動物的天平上。不但普通百姓，甚至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也常犯這個錯誤。這是一個二律背反。《倒提》便是對這一悖論心態的揭示。

《倒提》發表于1934年6月28日《申報·自由談》。當時上海租界內的外僑曾組織所謂 “西人救牲會”，規定不得倒提雞鴨，違者將受處罰。于是便有人“大鳴不平”，譴責洋人待華人不如雞鴨。魯迅為此寫了該文加以辯證，意為 “我們無須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魯迅的文章立即遭致了 “青年戰友”的攻擊，被斥為“買辦”。這位批評者對魯迅的誤解，在于他沒讀懂魯迅的作品，更在于他深層意識中還殘存著“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 的緣故。①

把人放在與雞鴨等同的位置上，這是做慣了奴隸的文化心態的反映。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深深地積淀于人的意識中。長期生存于封建文化氛圍里的中國人，一般都難逃這潛在影響。加之歷代統治者殘酷壓迫，人民向來沒有爭到過“人”的價值，于是總希望有個主子拿他們去做牛馬;倘使誰能將他們看得比牛馬略勝一籌，那簡直就是“皇恩浩蕩”。②這種文化和政治的雙重壓迫，造成了中國人的“奴隸意識”。希望外國人待自己比雞鴨優，就是一種甘愿為奴的思想的不自覺體現。鑒于這種人奴不分的現象，魯迅單刀直入地闡明了人與動物這兩個概念的不同的內涵，從而確定了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品性：“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 雞鴨卻不同，它們“不能言語，不會抵抗”，而且“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魯迅這一論述，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人自有力量，自有本領”，能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動物只能被主宰。魯迅通過二者的區別，樹起了一個大寫的“人”的形象。

與雞鴨爭寵的意識，也是一種盼“救世主”思想的體現。“我們從古典里，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因此總希望“從天上或什么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不圖自救，只希望別人恩典，這是最典型的國民劣根性之一，魯迅懷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批評他們寧愿為狗，就是不肯合群改革，并且警告道：“這類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懸的，而且雖在送往廚房的時候，也無人暫時解救。”

《例提》是一篇剖析國民靈魂的雜文。魯迅通過對傳統文化攻擊，揭示了在這一文化氛圍中扭曲了的國民劣根性;并在此基礎上，魯迅昭示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一偉大的真理!

另外，諷刺的意義也是該文不可忽視的。整篇文字都可以說是對“批評者”的反諷，但這是善意的;對殖民者則用了 “冷嘲” 口吻。“洋人是什么都講有益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動物的”，好一付菩薩心腸呀!可租界本身就是建立在白骨累累之上的;況且“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更明確地標明華人在殖民者眼里算不上人。在主觀上，魯迅告誡人們不要盼望洋人待自己比雞鴨優;但在客觀上，他嚴肅批判了殖民者不視華人為人的非人道行為，只是魯迅用了反語來冷嘲而已。如“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并未放在動物之下”就是冷嘲的反語。這可以理解為既不在動物之上也不在其下，即與動物等同。殖民者不是視華人為牛馬么?而雞鴨只供做大菜，虐之無益;而華人是要供其驅使和壓榨的，不馴服時虐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