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結發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

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踏著歷史的足跡而前進的。歷史上不斷地發生種種復雜事件，分別有其不同的善惡是非的意義。在當時的條件下或因條件所限，或因功利的需要，或因角度的差異，于是產生了不同的評論和認識。后來人又借助于前人的評論和認識，結合自己的實踐和需要，又產生了新的評論和見解。代代承繼而又代代創新，歷史上同一樣事件便有多種多樣的見地，人類文化遺產便是這樣發展下來。詠史、懷古之作便是這道文化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它一面保留歷史事件的軀殼，另一面又流動著時代生活的血液，活躍著時代的生命。否則，只重復歷史事件本身而沒有新的發明，就不是有價值的作品。

王粲這首詩所詠的本事在《左傳》和《史記》等書中已有詳細記載，詩經中《黃鳥》三章是專就此事而作的。公元前622年秦國國君秦穆公任好死了，子車氏的三弟兄奄息、仲行、鍼虎原是當時英俊出眾的人才，卻被拉去殉葬，秦國人痛惜他們，為他們唱出了三章挽歌。這是《黃鳥》三章的角度。《左傳》中實錄此事之后，尖銳批評秦穆公“死而棄民”， “難以在上”。這又是一種角度。《史記》中具體舉出穆公死后，殉葬者達177人之多，子車氏三良亦在其中，由于這樣殘暴行為，完全違背先王遺德重法的傳統，所以秦穆公不可能取得諸侯信服成為當時盟主。《史記》這樣評論便更有理論性和邏輯性。三良殉死這個歷史事件到了王粲手中，又有新的理解。 《文選》五臣注指出，魏武帝曹操常因“己事誅殺賢良，故托言三良以諷之”。顯然，王粲吟詠此事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在史實材料的使用上，與《詩經》、《左傳》、《史記》的角度都不相同。王粲詠史，在于斥責秦穆不恤人才的殘酷，同時贊盛三良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由于附著了現實的精神和創作上的新角度，這首詩所詠的史實便有了新的生命，獲得了流傳的力量。

詩的開篇便明確指出：自古以來所有有識之士都是鄙棄殘酷的殉葬制度的，秦穆公以三良為自己殉死這件事只給后人帶來了無窮的遺憾。王粲不寫“三良殉秦穆”，而寫“秦穆殺三良”， 強調了個“殺”字。殺與殉死角度不同，態度有別。這里，揭露統治者是屠殺生靈，而被殺者又是俊良之才，其殘酷之狀可知!殺了以后，于自己無益，于人有害，于事無補，只落得個“空爾為”!其憤慨之情可知。接下來，作者沒有從正面揭露秦穆如何慘無人道，而是用兩相對照的描寫來顯示殉死制度的殘酷。一方面是死者知思報主，視死如歸的坦蕩胸懷，另一方面是死者家屬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的悲慘場面。忠心事主，本應受到君主的恩賜，可事實上得到的是滅頂之災。通過強烈的對照，這位“臨歿”還要人從死的秦穆公，其殘暴的特征便不言自明了。這樣寫比起《左傳》或《史記》中指出秦穆公不是好君主，不能成就霸主事業能更耐人思索。

王粲這首詩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熱烈地贊揚子車氏三兄弟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高尚氣概。當然從今天看來，殉死終不算得怎樣英雄。但是在二千年前的歷史環境下，其前提條件是不得不死的。所以在臨死之前的具體態度卻能區別死者的人格力量。作者指出子車氏兄弟有自己的明確志向： “人生各有志”;不論處境如何總要堅持自己的追求： “心亦有所施”。那么他們的志向和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忠君報主。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道德規范。在當時這是一種十分崇高的精神。所以作者熱烈地贊美他們“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當然，忠君報主這種觀念已經十分陳舊了，但是贊美人要有自己的志氣，有自己的追求，身體盡管被摧殘，仍然要有自己的精神價值。從這樣的角度去認識，欣賞王粲這首詠史詩，仍然有深刻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