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韓愈《平淮西碑 韓 愈》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nèi)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yǎng)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

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shù)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wèi)、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受，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 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zhàn)。”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jié)度統(tǒng)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jié)斧，通天御帶，衛(wèi)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zhàn)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zhàn)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zhàn)，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zhàn)其東，十余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zhàn)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tǒng)弘責戰(zhàn)益急，顏、胤、武合戰(zhàn)亦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愿歸為農(nóng)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冊功： 弘加侍中，愬為左仆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 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歡，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zhàn)未利，內(nèi)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

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tǒng)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shù)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云，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厘。士飽而歌，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zhàn)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余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shù)，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愈精心結撰的這篇碑文，記載的是唐憲宗元和九年(814)至元和十二年(817)平定淮西藩鎮(zhèn)叛亂的光輝史實。

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發(fā)生安史之亂以后，唐帝國便由盛而衰，出現(xiàn)了藩鎮(zhèn)割據(jù)的動亂局面。到九世紀初葉，藩鎮(zhèn)發(fā)展到四十幾個，形成所謂“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zhèn)”(《新唐書·兵志》)的形勢。藩鎮(zhèn)間或互相攻戰(zhàn)，或聯(lián)合反唐，使人民遭受兵禍，使社會生產(chǎn)遭受嚴重破壞。唐代宗、德宗年間，曾多次討伐叛亂藩鎮(zhèn)，但都以失敗告終;而且新的自命的節(jié)度使的崛起，又使得對朝廷的威脅、違抗的惡性循環(huán)重新開始，永無休止。唐憲宗李純即位后，對藩鎮(zhèn)采取了一系列軍事行動取得勝利，特別是對反叛的強藩淮西吳元濟用兵的勝利，迫使其他藩鎮(zhèn)也先后歸朝納命，一度實現(xiàn)了國家的統(tǒng)一。在朝野一片歡騰的祝捷聲中，韓愈被委派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淮西征伐樹碑立傳。

韓愈自己是很看重這篇文章的。他在《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說：“竊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于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于詩則《玄鳥》《長發(fā)》，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玄鳥》《長發(fā)》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jīng)。”從這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韓愈把淮西征伐的偉績與《詩經(jīng)》和《書經(jīng)》中所贊頌的重大事件相比擬，而他的“辭事相稱”的原則也要求他以相應的文藻來描繪這次征伐。這段話是理解韓文內(nèi)在結構的關鍵，告訴我們其思想內(nèi)容主要在于歌頌天子之殊功異德; 另一方面，它顯示了韓愈文學靈感的來源及《平淮西碑》在風格詞藻上所極力效仿的模式的源流。

《平淮西碑》分為序文和銘文兩大部分。序文分為六段，銘文分為五段。先看序文部分。

序文起筆不凡，說上天因為大唐具備有天的德性，所以把天下交給了李唐王朝統(tǒng)治，天下都以李唐為君主而作它的臣下。這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積蓄深發(fā)之厚，凝聚了巨大的氣勢，有力地概括了韓愈對整個歷史事件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意義的看法。在政治上，它主張?zhí)仆醭瘬碛袩o上的權威，為皇帝討逆的行動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在道德上，它用“天命”來充實和加強政治權威。接著文章從唐建國寫起： 唐高祖、唐太宗消除了敵對勢力，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修明; 唐高宗、中宗、睿宗，安定秩序，增殖人口;到玄宗時，國家極為強盛，然而妖孽也就在其間萌發(fā)滋生了，終至釀成“安史之亂”。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既勤于國事，又寬容大度，奸邪剛剛除去，但藩鎮(zhèn)的禍害尚未根除，文官武將，只知安逸游樂，而對藩鎮(zhèn)習以為常，以為理當如此。這一段以極簡括的文筆歷敘各代帝王的功過，寫出了強藩的跋扈和朝廷的腐敗。這是交代總的形勢，同時又是追敘亂源。這一段文字模仿《詩經(jīng)》中雅、頌的語言，根據(jù)“辭事相稱”的原則，這種風格被用來修飾、襯托唐朝皇統(tǒng)這一明朗的主題。

序文的第二段寫到中心人物憲宗繼位。其風格自此由《詩經(jīng)》中的雅頌一變而為《書經(jīng)》的盤庚體，從而有效地襯托出古今之別，例如憲宗的一聲“嗚呼”，便令人矚目于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憲宗考察版圖，計算貢賦，說：“上天既然把天下交付于我家，現(xiàn)在按次序傳位到我，我若不能有一番作為，將有何面目見上天和列祖列宗呢?”于是群臣奔走忙碌，盡其職守。先后平定了夏州叛亂，蜀州叛亂，浙西叛亂，潞州叛亂，導致易、定二州和魏、博、貝、衛(wèi)、澶、相六州都歸還朝廷。憲宗說：“不可窮兵黷武，我還是稍事休息吧!”這一段中的幾個“明年”與史載年代不符，只是約略言之，主要是為了造成直貫而下、勇不可擋的氣勢，表現(xiàn)憲宗平定藩鎮(zhèn)的氣概，而最后一句又表現(xiàn)了憲宗“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英明。這段在進一步交代形勢中，開始刻畫憲宗的形象。

序文的第三、四、五段才正式寫到碑文的主要內(nèi)容平淮西之役。這是一次規(guī)模很大的戰(zhàn)爭，時間長、戰(zhàn)事復雜、涉及面廣，但作者從容寫來，有條不紊，面面俱到而又重點突出。

第三段先簡要交代了淮西吳元濟叛亂的原因和情況： 元和九年(814)，領有申、光、蔡三州的彰義軍 (淮西，治所在蔡州，即今河南省汝南縣) 節(jié)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請自立，憲宗想從此革除藩鎮(zhèn)世襲制，不準所請，吳便起而造反，燒殺劫掠。接著便轉入記敘朝廷對此叛亂的不同態(tài)度：憲宗遍問朝廷大臣，除武元衡、裴度等一二臣外，都說：“蔡州之帥不由朝廷授予官職，于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他們已傳了三姓四將，根基堅固，武器稅利，士兵強悍，不與其他藩鎮(zhèn)一樣。只有對吳元濟實行安撫，承認他當節(jié)度使，才能夠安然無事。”大官們主觀決斷，大發(fā)反對用兵的議論，其他人都同聲附和，大有眾口一詞之勢。然而憲宗主意已定：“上天和祖宗所托附給我的重任，大約就在這削平叛鎮(zhèn)的事業(yè)上吧!我怎么敢不盡力呢?何況還有一兩個大臣是贊同討伐淮西的，不能說沒有人幫助我。”這一段生動地描寫了朝廷內(nèi)部爭論的情況，以及憲宗力排妥協(xié)派之議，說明定策之功歸于憲宗。

第四段便寫用兵。這一段模擬憲宗口吻，記錄了一系列用兵伐叛、布置策劃的命令。這一方面表明，戰(zhàn)事是由皇帝親自指揮的，表現(xiàn)了朝廷的權威與諸將效忠;另一方面，也使得復雜的進兵過程撰次如畫，歷歷可睹。憲宗向各路統(tǒng)帥李光顏、烏重胤、韓弘、李文通、李道古、李愬和宦官頭目梁守謙等發(fā)布命令，其中有三次是對裴度的命令。一次是元和九年，命其以御史之長的身分去視察軍隊;一次是元和十年，命其擔任宰相至行營慰問將士，對執(zhí)行命令者賞，對抗命者罰;再一次是元和十二年，賜其節(jié)斧、通天御帶和衛(wèi)卒三百前往淮西督戰(zhàn)，使將士們有衣穿、有飯吃，還要使蔡地的人民得以生活。這是平淮西關鍵的一年，寫得很詳細，表現(xiàn)了憲宗對裴度的信任和憲宗恩德的一面。

第五段敘述詔令在戰(zhàn)場上被付諸實施，記敘了直搗淮西的作戰(zhàn)過程。將士們從北、東南、東、西四方進攻，艱苦奮戰(zhàn)，奪取據(jù)點，俘獲降卒，節(jié)節(jié)勝利。這段突出了李愬利用歸順的敵人將領連獲戰(zhàn)功并雪夜襲蔡州、活捉吳元濟的功勛;還特別突出了裴度督師扭轉戰(zhàn)局和入蔡安撫蔡人的功績。

第六段便是冊封有功之臣和群臣請紀圣功的情況。

再看銘文部分。

這部分以《詩經(jīng)》四言頌詩的形式歌頌平淮西的勝利。銘文部分的主要內(nèi)容與序文部分相同，其第一、二、三段所記相當于序文第一、二、三、四、五段的內(nèi)容，文字是更加精練了，而于精練之中對前文又有必要的補充。其要者有三：一是第一段中補充交代了“四圣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意思是，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不寬恕河北河南強悍驕橫的藩鎮(zhèn)，屢屢興師征討，然而始終未能平定，只好增派武裝部隊防守。這樣，男耕女織，卻缺吃少穿;而且由于藩鎮(zhèn)之亂，外邦諸侯大多不能按時朝覲，皇帝巡察四方之禮也因此曠廢不行。這些內(nèi)容更突出了藩鎮(zhèn)割據(jù)的危害，也就更突出了憲宗皇帝平定藩鎮(zhèn)的殊勛。其二為第二段中補充交代了“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zhàn)未利，內(nèi)驚京師。”意思是，開始討伐吳元濟時，和他勾結的其他節(jié)度使多次上表請赦吳元濟，向朝廷施加壓力，并派遣刺客殺害了宰相武元衡，刺傷了御史中丞裴度，京城大駭。這一史實更突出了藩鎮(zhèn)的陰險和猖狂，突出了妥協(xié)派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更突出了憲宗與裴度等主戰(zhàn)派的堅定決心的難能可貴。其三為第三段補充交代了“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厘。”意思是，自元和十二年五月后，連續(xù)三個月戰(zhàn)事毫無進展，兵士們疲勞不振，奏報戰(zhàn)功不能按時，皇上哀憫出征的將士，令宰相裴度前往宣慰督師，果然士氣大振，平淮西戰(zhàn)終于大獲全勝。這里突出了裴度督師的背景及其功勞，也就突出了憲宗知人善任，體恤將士之德。

第四段是銘文的重點內(nèi)容。它記載了平定淮西收復蔡州后，朝廷采取的懷柔政策： 對叛軍，只誅殺吳元濟等罪魁，對其他將士一律赦免; 對百姓，饑以粟哺，寒以繒布，還為他們選吏賜牛，免去賦稅，使其休養(yǎng)生息。文章還以對比映襯的方法，生動地描繪了淮蔡人民歡樂和安定的生活：“蔡之卒夫，投甲呼舞; 蔡之婦女，迎門笑語”，“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zhàn)退戮; 今旰而起，左餐右粥”。這段最后以蔡人的兩段話表明了他們對唐王朝的歸順誠服，而且還以身說法，讓其他藩鎮(zhèn)也“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銘文的最后一段是全篇的總結，揭示主旨，點明平定淮蔡對一統(tǒng)天下的戰(zhàn)略意義，與文章的開頭遙相呼應。

從以上對本文粗略的講解和分析中，可以歸納出本文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思想內(nèi)容非常豐富，意義也很深刻，具有史詩的性質(zhì)。這篇文章全而地記敘了歷時四年之久的平淮西之戰(zhàn)，從形勢背景寫到叛亂發(fā)生，從朝廷分歧寫到?jīng)Q定征討，從戰(zhàn)爭經(jīng)過寫到勝利結局，從對蔡政策寫到民心向背，展開了一幅規(guī)模宏大的歷史畫卷。文章揭示了平淮西之戰(zhàn)對扭轉唐朝統(tǒng)治危局的重大意義，頌揚了唐憲宗的歷史功績，贊美了裴度等支持憲宗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的政治遠見與魄力，也記載了諸將協(xié)同作戰(zhàn)、李愬奇襲蔡州的勛業(yè); 表現(xiàn)了百姓對國家安定統(tǒng)一的渴望，強調(diào)了戰(zhàn)爭的正義性質(zhì)，也表現(xiàn)了作者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實行中央集權的思想，體現(xiàn)了儒家“尊王攘夷”和“民為貴”的思想。這些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二、文章以唐憲宗為主角統(tǒng)帥全篇，因此內(nèi)容雖多而不雜亂。豐富的材料好像束束燈光從各個角度照亮了歷史舞臺的中心人物。首先文章是從唐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角度來寫平淮西之戰(zhàn)的。憲宗在“文恬武嬉，習熟見聞”，“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的關鍵時刻即位，人物放在了復雜的矛盾之中。而他一上臺便使“群臣震懾，奔走率職”，取得一系列平藩勝利，這就高度體現(xiàn)了憲宗勵精圖治的意志力。其次，淮西叛亂更把憲宗推向矛盾的尖端，在“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的形勢之下，他毅然伐蔡，更表現(xiàn)了他的氣魄與鐵腕。再次，文章以他連連發(fā)出各項進攻命令，表現(xiàn)了他的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以他頒布對內(nèi)對外的各項政策，表現(xiàn)了他政治家的遠見和胸襟。而且作者在寫憲宗發(fā)布命令和政策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威”到“恩”的轉化，待到詔令發(fā)布完畢，待到蔡民萬口稱頌，憲宗的形象便從權力無限的君主、主帥，變成圣明恩君，變成包羅萬象的“德”的化身。待到最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一個“中興英主”的形象便光彩照人了。至于文章突出的另一個人物裴度，他自有自己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然而在此文中，他是以憲宗政策的支持者和執(zhí)行者的身份出現(xiàn)的，他對憲宗起了陪襯和烘托的作用。應該說韓愈很好地實現(xiàn)了他的寫作意圖： 使“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

三、文章的序文和銘文部分相互照應、相互補充，既有緊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又有各自的側重，結構嚴謹，渾然一體。序文和銘文相互照應、相互補充的關系，在前面分析中已經(jīng)提到。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序文主要記平淮西之戰(zhàn)的經(jīng)過，而銘文主要記平淮西之后的景象，即是文章最后一段中總結的“伐之”和“活之”。“伐之”和“活之”這兩條線，從文首直貫文尾;然而在序文中以“伐之”為主，“活之”埋下伏筆，如憲宗令中的“遂生蔡人”，征討中的“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等; 在銘文中，以“活之”為主，歌頌了伐蔡的豐功偉績，描繪了慶功的歡樂情緒。結尾明確點出二者，并且進一步總結道：“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贊揚憲宗的文治武功，指出關鍵在于憲宗的英明決斷。

四、本文敘述技巧高超，語言簡練生動，變化多姿。這篇文章以敘述為主，又熔描寫、議論、抒情為一爐，人、事、情、理都得以恰到好處的表現(xiàn)。尤其是序文第四段敘述視角的轉換，新穎而富有藝術表現(xiàn)力。總觀全文，氣勢恢弘，筆力渾厚雄健，風格典雅莊重，顯然得力于向《尚書》和《詩經(jīng)》 的學習。前人說：“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后山詩話》卷二引孫覺語) 張裕釗說：“此文自秦后，殆無能為之者。”李商隱在《讀韓碑》詩中說：“句奇語重”，“大筆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涂改《清廟》《生民》詩。”但它又非一味仿古，而能巧妙地融合當代語言，故行文古奧，但并不滯澀; 遣詞典重，卻又不礙酣暢生動的描寫。這正體現(xiàn)了韓文以復古為革新，繼承中有創(chuàng)造的特色。

在談到《平淮西碑》時，不能不說及它在當時引起的一場風波： 這篇文章一開始是被欣賞的，但后來因所謂記述失實而被駁回(《舊唐書·韓愈傳》)。據(jù)說大將軍李愬不滿碑文貶低自己的功績而突出裴度，便通過妻子唐安公主上訴，于是憲宗下令從碑上剔除韓愈的碑文，又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寫。后人乃至今人也有在這一點上責備韓愈的。然而這種指責完全不得韓愈作文的用心。韓愈這篇文章要宣傳中央集權思想，因此記敘的重點在朝廷。而在戰(zhàn)事的敘述中，宰相裴度作為朝廷的代表執(zhí)行皇帝的旨意，自然較擒敵攻城為重。應該說，從文章的主題來看，裴度和李愬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現(xiàn)。

當然，如果作為一篇歷史性著作來看，韓愈的文章是有缺點的，如戰(zhàn)爭進行的過程不很準確;特別是對作戰(zhàn)不力，甚至對“倚賊自重”、“不愿淮西速平”的韓弘加以美化;對封建帝王有不恰當?shù)捻炚?還宣揚了“家天下”的帝王觀念和狹隘的忠君思想等。但是作為一篇歷史文學作品來看，它所具有的文采光華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和稱贊。正如蘇軾《臨江驛站小詩》所云：“淮西功業(yè)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最后還應補充的是，韓愈本人在平淮西中是有功的。他始終站在極少數(shù)討伐派的立場上，寫了《論淮西事宜狀》力駁妥協(xié)派的虛妄，分析了戰(zhàn)則必勝的各種有利條件，說：“傳曰，斷而后行，鬼神避之。(《史記·李斯傳》)遲疑不斷，未有能成事者也。”戰(zhàn)爭最后一年，他還擔任了行軍司馬，協(xié)裴度掌管軍政，為平定淮西立下功勞，他也因此由中書舍人升為刑部侍郎。然而這些在他撰寫的《平淮西碑》中只字未提，這也表現(xiàn)了韓愈為此文目的的“純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