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 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兇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郁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貍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于睢陽。前后捕斬要遮，兇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

賊徒乃棄疾于我，悉眾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志益專于三版;逼陽懸布之巧，千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傅燮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真臣致憤，惜蔡恭于累旬。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并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于周典，征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

于戲! 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 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丑虜，論者或未之思歟。

公諱霽云，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愿斫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 廟貌斯存，碑表攸托。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倘來;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

婪婪群兇，害氣彌盛; 長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 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沖外舞，缶穴中偵。鈐馬非艱，析骸猶競。

浩浩列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

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勛烈，孰與齊躅?

天子震悼，陟是無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 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柳宗元在本文的開篇，便以要言警策，虛而帶實之語，氣勢磅礴地推出“義”、“貞”二字，將“南霽云睢陽廟碑”碑文奠定在不可撼動的堅固基石之上。

此文寫于元和三年(808)柳宗元被貶永州之時，此時，他宏圖未竟，罪貶流囚，讒言蜂起，憂憤交加。然而，他身置僻壤卻初衷依舊，心力交瘁而意志彌堅。這種客觀環境與主觀心境的結合造就了柳宗元一批歷千古而雄風蕩蕩的不朽之文，《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便是于此時應睢陽名將南霽云的后人南承嗣之請而作。作者情懷激烈，慨然命筆，飽蘸沸騰的心血，借舊事以抒不平之憤，頌古人以仲死國之志，寫下了這篇色彩斑斕、光輝奪目的文章。

這篇文章是一篇碑志體散文。在古代，碑的種類很多，按樹立地點和功用的不同，分為“山川碑”、“城池碑”、“神廟碑”、“家廟碑”、“功德碑”等等，相應地亦有種類繁多的碑文。韓愈為柳宗元寫的《柳州羅池廟碑》、蘇軾為韓愈寫的《潮州韓文公廟碑》，既非歌頌神靈，亦非贊美其地，而是采取廟碑的形式來稱頌其人，成為神廟碑中的妙文。柳宗元的《南霽云睢陽廟碑》也大致類此。

碑文的寫作，劉勰認為：“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文心雕龍·誄碑》)。但“傳”不同于傳記文學，而是主要用來敘事。柳宗元的這篇碑文便是依照的這種體例，分為序、文兩部分。

在序的開篇，柳宗元將“義”、“貞”二字立旨，頌揚南霽云。文中用一反筆，施以對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有感，則報施之常道。”逐利報恩，人之常情，營營于此，無可厚非。但堅守睢陽的南霽云則大異之，他“不階王命”，不靠皇帝旨令，自動抗擊叛軍，滅了敵人的威風。他將享祀千年而挺拔如生，振奮百世而超群屹立。南霽云的英雄行為，正是“義”、“貞”之道的卓然體現。

柳宗元主張“文者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同樣，武者亦以明道。“道”的觀念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占有貫徹始終的主線地位。從玄宗天寶十四年(755)起，軍閥安祿山、史思明相繼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大規模叛亂，導致唐王朝由盛而衰，藩鎮割據局面形成。當時，軍閥橫行，各霸一方，奴役人民，抗拒朝廷，內戰頻仍。永貞革新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削藩;永貞革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則是削藩不成，反釀大禍。柳宗元視藩鎮為大敵，對南霽云、張巡、許遠等人明“義”、“貞”之道，以睢陽彈丸之地，抗擊因藩鎮而形成的安祿山叛軍，最后英勇犧牲的行為，自然無限崇敬。

忠勇可嘉的南霽云，生時“不遇興詞，郁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柳宗元聯系自己的志向、身世，借典故發出深沉的慨嘆。漢代顏駟，歷文、景、武三代，眉已花白，猶屈處下僚，不得重用，后其忠心感動武帝，始授都尉; 漢名將李廣，同歷文、景、武三代，戰功卓著，威震匈奴，卻終生受壓，蒙辱身亡。這里，作者以曲折之筆，對統治者在用人上的黑白混淆、是非顛倒，以及居上者佞、居下者賢的現象，做了無情的嘲諷。同時，也為下文突出南霽云不以名利為意，唯守義貞之道，在生死關頭，慷慨許國的壯烈胸懷做了絕好的鋪墊。

天寶末年，安史作亂，侵凌中原各地，騷擾黃河流域，使國家破敗，天旋令北斗移位; 赤地千里，地崩盡狐貍之穴。(隳突： 破壞。) (圮： 崩潰。) 當此危難之時，“親賢在庭，于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于駿即劉歆，西漢末人，優食朝祿卻為王莽出謀劃策，成為王莽篡位的幫兇; 夷甫即晉朝王衍，統全軍覆滅于石勒，被俘后變節，勸石勒做皇帝。劉歆、王衍之輩，并非專“美”于前，安史之亂時，朝廷親信的所謂賢人、元老如李林甫、哥舒翰之流，不是一個個淪為向敵人出謀獻策的貪鄙之徒嗎?這就深刻地暴露了“居上者佞”的可悲現實!

與居上者之“佞”形成強烈對比，身不登公卿之位的張巡、許遠等人，“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即他們義氣投合，謀略相同，結集兵力，抗擊叛軍。(訏謨： 遠大的謀略。鳩： 集結。) 張巡等人義旗高舉，一呼萬應，四面八方的義勇軍民撕衣為旗，千里之外，“左袒而一呼皆至”。(左袒： 露出左臂。典出《史記·呂太后本紀》： 劉邦死后，呂氏專權，太尉周勃維護劉氏政權，進軍門高呼：“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將士左袒擁劉。)“柱厲不知而死難，狼見黜而奔師”，這兩個典故，對南霽云等人生前被冷落的命運做結，同時對后文為敘寫其英雄業績做眼，在文中起著呼前映后。關合照應的作用。(柱厲、狼瞫，均春秋時人。柱厲事奉莒敖公，因不被重用而離開，后莒敖公有難，他又回去拼命保護; 狼瞫原為晉將先軫部下，后被免職，會秦、晉交鋒，狼瞫卻帶頭沖殺秦軍，直至戰死。) 南霽云等人的品行與柱厲、狼曋堪為伯仲，在國家危難之際，不計利害，力行“義”、“貞”，感天動地，萬眾響應，從雍丘轉戰陽，或沖鋒陷陣，或固守城池，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 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 (疏勒： 今新疆庫車縣一帶。盱眙： 今江蘇省盱眙縣。) 行文至此，柳宗元用兩個英勇抗敵的歷史典故結住了這一段。全段短短二百多字，對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的敵我大勢做了概括性的總結，鋒芒畢露地嘲諷了朝廷顯貴的可鄙行為，以咄咄逼人之勢，將文勢推進到驚天地、動鬼神的睢陽保衛戰。

睢陽軍民給敵人的囂張氣焰以迎頭痛擊，叛軍以全部兵力圍困睢陽。“技雖窮于九攻，志益專于三版”，這里的“九攻”指多次進攻，典出《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般為楚制攻城云梯將攻宋，墨翟赴楚與公輸般斗攻守之術，公輸般九次進攻，均被墨翟擊退;版：筑城工具，寬二尺。《史記·趙世家》載：晉智伯率韓、魏軍攻趙晉陽，并引汾水灌城，晉陽城墻被淹得只剩六尺(三版)，趙軍仍堅持戰斗。從這兩個歷史故事中可以看出睢陽保衛戰的激烈。睢陽軍民為保家衛國，采用多變的戰術措施，屢屢出奇制勝，有“逼陽懸布之巧，千城鑿穴之奇”。春秋時晉軍包圍逼陽，逼陽守軍在城上懸布引誘晉軍，當敵人援布爬城時，則割布傷敵;西晉時氐羌反叛，包圍千陽城，向城中射箭如雨，城中軍民居坑道，背門板，用各種手段堅持戰斗。然而，“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畢竟敵眾我寡，力量懸殊，大勢難挽，全城軍民卻視死如歸，絕不投降：“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這兩個典故均出自《左傳》，其一，楚軍破鄭，鄭襄公光著上身到楚王面前請罪，并牽著羊慰勞楚軍;其二，楚軍圍宋，宋文公派人赴楚營，訴說易子而食的困境，求楚退軍而講和。)即指睢陽雖瀕絕境，仍無意牽羊以降敵，寧可易子而食，奮戰到底。

睢陽軍民準備以死徇國，而睢陽周圍的藩鎮卻坐視不顧，“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柳宗元以無比憤慨的心情，記下這沉重的現實。在孤城自守的緊急時刻，南霽云一騎馳奔，突破叛軍的重重包圍，奔赴駐節臨淮的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處乞師。賀蘭進明不予援兵，卻隆禮設宴款待南霽云。南霽云悲憤盈懷，怒火填膺，痛斥賀蘭：“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遂不進食，憤然咬下自己的指頭曰：“啖此足矣!”柳宗元這全文中唯一的一段細節描寫，使南霽云的形象剎時突現，而南霽云慷慨情辭的轉錄，更產生強烈的感染力。韓愈在《張中丞傳后敘》中記南霽云，“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韓、柳所記，堪為互補，相得益彰。

南霽云乞師未成，“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無衣》：收于《詩經·秦風》。戰國時吳軍破楚，申包胥赴秦求援，日夜痛哭，七天不絕，秦哀公為之感動，誦《無衣》以救楚;身離楚野：語見屈原《九歌·國殤》：“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必不懲”，表達了死而無悔的戰斗精神。)這里是說，南霽云如當年申包胥那樣叩首破額求援，而賀蘭進明卻不能深曉大義;南霽云終于壯烈犧牲，徒令世人悲傷。

至德二年(757)十月，睢陽城破，南霽云被俘遇害，死前“無傅燮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傅燮：東漢漢陽太守。地方割據勢力韓遂等人兵圍漢陽，傅燮之子因父不被朝廷重用，勸父棄城回鄉。傅燮雖不肯，卻嘆息以對;周苛：西漢劉邦部將，守滎陽，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南霽云無傅燮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堅守“義”、“貞”之道，從容赴難，實現了他當初的心愿 (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真臣致憤，惜蔡恭于累旬。”臧洪，指三國時東郡太守，城破于袁紹，遂遇害。郡丞陳容，痛罵袁紹，亦被殺。時人痛悼： 一日竟戮兩個義烈之人。蔡恭，指南北朝時司州刺史，堅守北魏軍圍攻的義陽城，蔡恭病死，守軍仍堅持數十天 (累旬： 數十天)，而同時受命的郢州刺史曹景宗，卻遲遲按兵不動，致使當時正直的大臣任盼惜蔡而憤曹。

南霽云的坦蕩胸懷與賀蘭進明之流的卑劣行為，形成強烈對比，前者令人痛惜，后者令人憤慨。這里，柳宗元通過睢陽保衛戰及南霽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自己被壓抑經年的胸中塊壘。在永貞革新中，柳宗元同南霽云守睢陽一樣，為明“義”、“貞”之道，置個人生死于度外，“沖羅陷阱，不知顛踣”(《答問》)，同保守派展開了激烈斗爭。當改革派失敗大局已定，他猶力挽危局，為改革派領袖王叔文的亡母寫了《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名志劉氏，實頌王叔文，為維護改革事業斗爭到最后一刻。英雄失路，長歌當哭，南霽云乞師無望，“慟哭而返”，與王叔文、柳宗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慨嘆，該是何其相似。

下一段，柳宗元敘述了南霽云死后榮顯，立廟睢陽，并恩澤及于子嗣的情況。接下來，他對南霽云等人睢陽保衛戰在平定安史叛軍中所起的歷史作用，做了中肯、精辟的總結性分析。他說： 堅守睢陽，不僅以死國為勇敢，善于堅守為有功，而且在于出奇制勝，使敵蒙辱，屹立奮勇，激敵躁怒，使敵人集中兵力于東南，失掉進攻西北的準備。敵人兵合一處，則睢陽必破; 無力進攻西北，則使朝廷能夠順利進行討伐。所以，睢陽城破之日，實為敵人覆亡之時，世人只道睢陽軍民力保江淮，而不知其在平叛中的巨大功績，眾多議論怕是始料未及。

最后，柳宗元以愛戴、敬仰之情，推崇南霽云以誠待友，意志剛強，篤信仁愛而不惜死，英勇果敢而豪氣振，忠于國家才能挫敗敵人，由于剛烈才為國死難，從內心深處為國謀算，合于忠貞，表現在行動上則通于道義。指出這就是南霽云能夠振奮百代、傳揚千年的原因。

《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的碑文，即銘的部分，仍以“貞以圖國，義唯急病”之語開宗明義，并以此為線，用韻文的形式，對序文高度概括，熱情地歌頌了南霽云及睢陽保衛戰的光輝業績。

與這篇碑文意旨相同的，還有柳宗元死前一年寫的《平淮夷雅》。元和十二、三年 (817—818)，唐王朝先后平定了淮西等地叛亂的藩鎮，柳宗元此時雖身貶荒壤，報國之心卻未泯滅，他上表朝廷，稱頌憲宗平夏州、取江東、夷劍南、定河北的平藩功績，并為頌揚裴度，特撰《平淮夷雅》。《平淮夷雅》與《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一個稱揚時輩，一個贊頌古人，題材不同，立意相合，反映出柳宗元維護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一貫主張。

在藝術形式上，《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與韓愈就同一主題所寫的《張中丞傳后序》不同。韓文以史家之筆，描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筆勢奇突，結構巧妙;柳文則不以描繪形象見長，而重在敘情款，抒哀思，表義憤，寄感慨，甚至直接議論，以抒心懷。尤其寫南霽云，不是一路寫下去，而是開合有致，處處反照，寫盡自己心事。

在唐代作家中，柳宗元是十分重視辭賦體文學創作的。他反對形式主義，卻十分重視文章技巧和形式的完美。《南霽云睢陽廟碑并序》便是一篇對仗工整，形式完美的駢體散文。駢文要求對偶聲韻，講究使用典故，追求華麗辭藻，大多離開思想內容單純追求形式技巧。而柳宗元的這篇文章雖然也有堆砌典故、雕琢字句的駢文弊病，反映出他在文體改革方面的不足之處，但由于他帶著熱烈的感情和精深的思想去敘寫一個極富現實意義的事件，作品高遠的立意和生動豐富的內容沖破了駢偶形式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顯示出典麗工贍的長處。而大量典故的使用，由于作者嚴格選擇，力求用典恰當，從而避免了堆砌炫惑之弊，卻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容量，使作者在一千多字的文章中，將胸中郁結多年的憤懣不平之氣、激昂慷慨之志一吐為快。柳宗元固然從駢文入手學文，偶儷習氣過重，且時為求行文峻潔而用生辟詞語，使文章欠于平順暢達，但這篇碑文之用駢文，大約主要還在于胸中塊壘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