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記、紀志、說論、今文贊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也。

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仆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

紹述無所不學，于辭于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后當然。”已而果然。

銘曰：

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后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圣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的《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作于長慶三、四年 (823—824) 間，歷來被認為是他的最后一篇文論著作。樊紹述，名宗師，河中 (今山西省永濟縣) 人。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進諫議大夫，未拜而卒。其人與韓愈交往甚厚，文以奇澀苦艱著稱。但韓愈十分倚重之：“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與袁相公書》) 這篇文章對死者的頌揚便體現了這一點。

韓愈的墓志銘富于變化。不僅篇篇姿采各具，就是每一篇也五色紛呈。這篇文章寫了樊宗師著作繁富且不襲蹈前人的才學，居官居家的人品、性情，家世的優良，知音的聰穎，最后以銘文總括宗師的詞章成就。一脈貫通，詳略得當，行文亦頗多騰挪。

所謂一脈，指的是記敘死者生前的業績，突出的是他作為古文家的成就，并且以此統帥全篇，其他內容都與之相呼應。文章開頭在“愈將銘之”的簡單說明后，便詳細的羅列宗師的各類著作。乍一看稍嫌繁亂，當引出“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的感喟，主旨便豁然了。接下來作者又宕出一筆，“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前一句贊文章之量大，這一句賞文章之質高，卻意猶未盡，又朝更深的層面展開，“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故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意思是說，文章內容不脫離仁義的范疇，豐富如同滋生蓄養的生物，真是萬物具備無遺如同海含地負一般; 文筆縱橫奔放，似乎沒有什么頭緒，但是卻不需要修改加工而自然合乎文章的法度。這就從文章的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兩個方面把宗師的才學講透了。但作者并不以此滿足，又以強烈的感嘆收束：“嗚呼! 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也”，兩個“斯”字的強調，上承“多矣哉”和“又何其難也”的感情生發，議論中自然帶出對宗師文章的欽敬之思，而行文愈轉愈深，又頗見氣勢。

述其文當觀其人，于是家風吏治只虛虛帶過，暗與“必出入仁義”關合。在寫法上是白描式的大義微言。先說紹述出生時，樊家地位顯貴而且家中很富，他長大后卻不要家中財庫里的一文錢。妻子兒女告訴他說錢不夠用，他望望她們笑著說：“我為人就是這個樣子。”于是妻子、兒女們都回答說：“好，就照你的辦。”沒有不滿意的。僅幾句話，紹述富貴于我如浮云的清貧守道精神便躍然紙上。再說紹述曾經以金部郎中的身份到南方傳告憲宗皇帝逝世的哀訊，回京后說到某帥把地方治理得不好，因而被罷免了金部郎中的官職，出京去做綿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又是寥寥數語，簡單記敘，卻輕輕地拈出紹述為官的清正耿直，也從側面觸及到他的政績。著筆具有選擇性，而所選擇的事例，無不呼應“必出入仁義”的宏旨，這就使紹述的古文成就建立在優秀的人格索質基礎之上。

接下來，極簡約、精練地敘述宗師的家世，從祖父到他，三代人都是通過參加軍謀將帥科的考試獲得上等名次而進入仕途的。作為人品的必要補充，再次與古文成就相激射。忽然筆鋒一轉，跳到紹述的音樂天賦上。所謂“于辭于聲”，依然不忘從文辭帶出。這里寫紹述能從音樂看出人事變化征兆的悠悠然情態。如同季札出使魯國，在欣賞周樂時能分析出周和諸侯的盛衰大勢一樣。以“在眾若無能者”作鋪墊，使得紹述形象愈發有生趣。這段在藝術構思上是溢出的一筆，誠如曾注所云：“若敘知聲如敘其于辭，則冗長不警拔矣。” (高步瀛《唐宋文舉要》引) 妙在行文簡潔、神韻超然，涂上一層傳奇色彩，使得文章正中有變，平中有奇，而仍然與“必出入仁義”的古文成就有著密切聯系。最后作者在銘文中又把樊宗師擺到古文源流中來寫他的貢獻。以“詞必已出”和前面的“必出于己”相呼應，以“文從字順各識職”和前面的“不煩于繩削而自合”相呼應。但第一自然段是作品論，銘文則是文學史，相似卻有不同，文章立意不變，角度卻轉換了。綜觀全文，一意脈注，起承轉合，波折頓宕，是散文，卻不乏詩的法度，確實體現了韓文富于變化的特點。

這篇文章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作者借墓志銘頌揚死者之題，發揮自己對古文創作的看法。從對樊宗師文章的評價中自然地牽出作者理想中的古文標準。一是古文的內容“必出入仁義”，在這個前提下包羅萬象如同海含地負。二是在藝術形式上特別強調語言的獨創性和使用語言時的科學性。所謂“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但又要做到“文從字順各識職”，“不煩于繩削而自合”。這樣寫，從文章學的角度來看，顯得得體、切題;從文藝理論的角度說，特別是它對于古文藝術形式方面的要求比較全面、比較科學，對唐代乃至后世古文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借題發揮的效果恐怕就連韓愈也始料不及。

此外，本文有些地方不如韓愈其他文章平順曉暢，大抵如歐陽修所說，退之“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論尹師魯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