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演繹中國明君的千古標準·孝文本紀》鑒賞

導語：

漢孝文帝在歷史上有著很高的評價，他在位期間社會穩定發展，開創了史家稱譽的“文景之治”。他之所以能登上歷史舞臺，有賴于漢初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漢高祖死后，劉氏宗室和諸功臣與呂氏外戚之間的矛盾白熱化，后者的倒臺又使得前兩者的關系日趨緊張，雙方都需要謀求一定的權力均衡以維持統治的穩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偏居代北的劉恒才有機會繼承帝位，也正是這一登基背景決定了孝文帝的舉事施政不能不帶有調和的色彩。他在位數十年間，致力于解決秦末大動蕩帶給漢初社會的兩大問題：一是由于秦王朝奉行“以法為教”的治國策略所導致的國家機器與民眾的高度對立;另一方面是秦末以來的戰亂導致社會經濟的凋敝。漢文帝在刑法、經濟等領域多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其所形成的“仁德”治理理念對后代統治者亦多有影響。

選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①兵^②，多謀^③詐^④，此其屬意^⑤非止此也，特^⑥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⑦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愿^⑧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⑨并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⑩，此所謂盤⁽¹¹⁾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¹²⁾法令，施德⁽¹³⁾惠⁽¹⁴⁾，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¹⁵⁾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¹⁶⁾，為劉氏，叛諸呂，卒⁽¹⁷⁾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¹⁸⁾，百姓弗為使⁽¹⁹⁾，其黨寧能專一邪? 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圣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²⁰⁾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²¹⁾庚庚⁽²²⁾，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²³⁾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²⁴⁾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²⁵⁾，張武等六人乘⁽²⁶⁾傳詣⁽²⁷⁾長安。至高陵休⁽²⁸⁾止⁽²⁹⁾，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

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³⁰⁾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愿請間⁽³¹⁾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瑯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³²⁾。’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³³⁾，不足以稱宗廟。愿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³⁴⁾讓⁽³⁵⁾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³⁶⁾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³⁷⁾，不敢忽⁽³⁸⁾。愿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

(教皇帝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³⁹⁾之正⁽⁴⁰⁾也，所以禁暴而率⁽⁴¹⁾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⁴²⁾罪之父母妻子同產⁽⁴³⁾坐⁽⁴⁴⁾之，及為收帑⁽⁴⁵⁾，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⁴⁶⁾，罪⁽⁴⁷⁾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 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

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⁴⁸⁾宗廟粢⁽⁴⁹⁾盛。”

……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

(十三年)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⁵⁰⁾徙⁽⁵¹⁾系⁽⁵²⁾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⁵³⁾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⁵⁴⁾，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愿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⁵⁵⁾衣冠異章服以為僇⁽⁵⁶⁾，而民不犯。何則?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 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⁵⁷⁾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⁵⁸⁾。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 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⁵⁹⁾，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⁶⁰⁾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⁶¹⁾者毋以異，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⁶²⁾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⁶³⁾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幾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⁶⁴⁾借⁽⁶⁵⁾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

后七年六月 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⁶⁶⁾然后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

可以勝⁽⁶⁷⁾殘去⁽⁶⁸⁾殺”。誠哉是言!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廩廩⁽⁶⁹⁾鄉改正服封禪⁽⁷⁰⁾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

〔注釋〕 ①習：善于。②兵：用兵。③謀：謀劃。④詐：欺詐。⑤屬意：留心。⑥特：只。⑦喋血：血流滿地。⑧愿：希望。⑨桀：通“杰”。⑩制：牽制。(11)盤：即“磐”。(12)約：規定。(13)德：德行。(14)惠：恩惠。(15)擅：獨攬。(16)袒：露出。(17)卒：最終。(18)變：事變。(19)使：驅使。(20)猶與：即“猶豫”。(21)橫：橫行。(22)庚庚：以諸侯更帝位。(23)具：通“俱”，詳細地。(24)信：確實。(25)參乘：陪乘者。(26)乘：乘坐。(27)詣：謁見。(28)休：停止。(29)止：棲息。(30)馳：用力驅馬。(31)間：私密地。(32)嗣：繼承人。(33)佞：謙辭，無才。(34)鄉：即“向”，面向。(35)讓：辭讓。(36)伏：下對上的敬辭。(37)計：計議。(38)忽：忽視。(39)治：管理。(40)正：主體。(41)率：率領。(42)毋：沒有。(43)產：出生的人。(44)坐：獲罪。(45)帑：同“孥”，兒女。(46)愨：誠實。(47)罪：懲處。(48)給：供給。(49)粢：黍稷。(50)逮：逮捕。(51)徙：遷移。(52)系：拘囚。(53)會：接受。(54)屬：連接。(55)畫：做記號。(56)僇：同“戮”，懲罰。(57)馴道：同“訓導”。(58)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語出《詩經·大雅·泂酌》。(59)支體：即“肢體”。(60)楚痛：痛苦。(61)末：工商業。(62)直：通“值”。(63)文：有花紋。(64)假：休假。(65)借：以物借人。(66)世：三十年。(67)勝：勝過。(68)去：去除。(69)廩廩：接近的樣子。(70)封禪：天子至泰山祭祀天地的活動。

鑒賞：

開創了“文景之治”的漢孝文帝，在歷史上有著很高的評價，然而他登上歷史舞臺最初的道路卻充滿艱險。漢高祖死后，大權為呂太后控制，她大力扶植呂氏外戚的權勢，而削弱劉氏宗族的力量。以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為首的功臣們在眼見呂氏集團的權力擴張將威脅到自身利益時，便聯合朱虛侯劉章等宗室成員發動政變，剪除了諸呂。在消滅了最大敵人后，擁立誰為皇帝成為突出問題，當時有四大人選：少帝、齊王、代王、淮南王。少帝本已繼帝位，然而諸功臣認為少帝乃呂后所立，長大后必對功臣施以報復，所以必欲去之而后快;淮南王尚幼;最合適的人選莫過于起兵討呂氏的齊王，然而諸功臣并不希望看到這么一個強勢的人物成為皇帝;經過再三權衡，最后選定了本不起眼的代王繼承大統。文帝諱恒，母薄太后不為高祖寵幸。正因如此，在呂后鏟除戚夫人等寵姬的過程中反而得以保全。進長安繼位之初，文帝方面與功臣集團之間并不信任，從渭橋上周勃與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開始，經過多次較量與試探，文帝才得以登上帝位。

文帝初繼位，在處理統治階層內部矛盾時，他更多采取的是無為而有為的策略。在解除功臣集團首領周勃權力的過程中，他沒有采取正面沖突的辦法，而是通過旁人的游說讓周勃第一次自愿下野，其后又巧妙利用古人日食迷信的機會，迫使周勃第二次下野。在處理張武受賄問題上，他沒有通過司法程序，而是通過賜予金錢、以愧其心的道德手段解決問題。這些方法都不以訴諸暴力為特征，而是運用軟力量來達到目的，有效緩和了漢初以來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

漢初以來，統治者要面對兩大主要的社會矛盾：一是由于秦王朝奉行“以法為教”的治國策略所導致的國家機器與民眾的高度對立;另一方面是秦末以來的戰亂導致社會經濟的凋敝。高祖至孝惠都未及解決這些問題，文帝的解決之道是“毋煩民”。一方面，他首先對積弊甚深的司法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先后廢除“收帑諸相坐”、“肉刑”等刑罰。這些舉措在相當程度上扭轉了緊張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他又立倡勤儉，“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也使得人民的負擔得到很大程度的減輕。文帝采納賈誼等人的意見，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將“農本”立為國策并身體力行，通過減免租稅等經濟手段有效刺激了生產力。文帝“毋煩民”政策的核心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協調，是對無形“政績”的高度重視，即以社會滿意度、尤其是下層民眾的“幸福感”和實惠作為施政優劣的準則。所以，雖然單論“文治武功”等有形“政績”，文帝在中國歷代君主中實在并不出彩，但就其施政效果而言，他無疑是歷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

漢宣帝曾對兒子元帝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漢王朝的“霸道”基因自然是從秦帝國繼承過來的，而其“王道”傳統可以說是啟自于文帝。文帝“王道”統治術的核心理念就是“仁德”。文帝的“仁德”實際上是對秦以來法家治國理念的弊端的一種矯正，是漢初以來反思亡秦教訓的社會思潮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帝開創了一種新的政治范式。自秦至漢初，統治階層實踐中貫徹的政治理念是法家的國家權力學說，其核心理念在韓非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的觀點中得到集中體現。這種國家權力觀帶有明顯的強化國家機器暴力的一面，如對其徹底加以施行，久而久之必會加劇社會關系的“博弈化”，反而威脅國家權力的穩定。秦帝國的命運已經對此作出了很好的注腳，這不能不引起漢初統治者的關注。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記·儒林列傳》)，對于法家那一套統治術是心領神會的，但面對現實的政治實踐中的弊端又不能不對之作出矯正，“仁德”正是這么一個矯正的工具，它給專制皇權涂上一層更為溫和的道德主義保護色。文帝的“王道”政治是出于社會現實的需要，但客觀上又使其統治行為與儒家理想的“仁君”形象較為接近，使得“儒表法里”的政治實踐逐步完善，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正是對文帝開創的這一新興統治模式的理論概括，“霸王道雜之”的統治藝術從而得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