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注釋〕　 大學：大學與小學相對而言，大學是指儒家修己教人、治國平天下的學說。　 道：宗旨、原則。　 明：動詞，使……顯明。　 明德：光明的德性。　 親民：二程解為新民。新，動詞，使……新。新民即使百姓棄舊圖新、去惡從善。　 止：達到。　 至善：善的最高境界。　 止：名詞，所止之地，即至善。　 定：定向、志向。　 靜：安靜，指心不浮躁、妄動。　安：安穩。 　 慮：思慮。　 得：有所收獲，即得到至善。　 道：指大學的道理，即至善之道。　 治：治理。　 齊：整、整頓。　 修：修養。　 正：端正。　 誠其意：心誠意實，即始終忠實于自己的道德理念。　 致知：致，至、推至；知，知識。　 格物：窮究物理。　 物格：即遇事即物便推究其理。　 知至：知識充滿于內心，達到無所不知。　 庶人：普通百姓。　 壹是：都是。　 本：根本。　 亂：敗壞。　 末：指修身之后的齊家、治國、平天下。　 治：即做得很好。　 否：不可能。　 所厚者：指己身。因為人們對己身最關切，最為重視。厚，重視。　 薄：輕視、輕蔑。　 所薄者：指己身之外的家國天下，與己身關系稍遠，故稱薄者。

〔鑒賞〕　《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傳為曾子所作，一說為秦漢之際佚名儒家的作品。其獨立成書要比《中庸》晚得多。《漢書·藝文志》錄有《中庸說》二篇，而《大學》則遲至北宋司馬光才單獨列卷。

確認《大學》在儒學史、經學史發展中的特殊作用，當始于唐代的韓愈、李翱。韓、李兩人把《大學》(連同《中庸》)看得和《論語》、《孟子》同樣重要。北宋程氏兄弟承韓、李之意，詳述二書之意涵，強調《大學》系“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宋史·道學傳》亦稱：二程“表彰《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余蘊”。南宋淳熙年間，朱熹在彰州刊刻《四書》，把《大學》列入其中，說《大學》是“為學綱目”，“所以教人之法”，“修身治人底規模”，視之為士人、君子之為學、修身、治人、行政的依據和規范，尊奉為儒家正統的經典，置于與《五經》同等的地位。

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大學》所論為大人之學，相對于小人之學(即小學)而言。舊說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屬知識性、技藝性、禮儀性的教育培訓。及至十五歲，自天子至公、卿、大夫之子及凡民之俊秀者方可入大學，而授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學》基本內容主要對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一種體系性、結構性的概括和描述，以闡明儒家關于學習的內容、目標和為學的次序途徑，旨在張揚儒家的君子修德之學和圣王的治政之道。

首先，《大學》對儒學作了一個高度概括，提出“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三項，它們被宋儒稱為大學“三綱領”。這一概括非常準確地揭示了儒學的基本精神，也道出了《大學》的主旨。《大學》是講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但是它按照孔子思想，不就事論事，而是將人的精神的弘揚和品德修養置于首位。“明明德”是發揚自己固有的德性，是激發求學者完善自己的自覺性，而不是用某種外在的、固定的道德準則束縛自己。“親民”即“新民”，就是不僅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而且努力提高全體人民的道德品質，在儒家看來這是為治國平天下的偉業奠定精神基礎。“止于至善”就是要將自己的道德品質和社會、國家的治理提升到最完美的地步，不達到最理想的境界絕不停止，實際上是一個無限的完善過程。

其次，《大學》提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要經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環節(即朱熹所稱的大學“八條目”)。其中，修身以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專注于心性修養，屬儒家的“內圣”之學；修身以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系君子之行為規范及治政之事，屬儒家的“外王”之學，其意主要在彰明儒家“為政以德”的觀念和“道德轉化為政治”的思想。作者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大學》對八條目排列了次序，這主要不是規定實行中的時間先后的次序，而是確定八條目之間的關系。它指明了只有把家庭、封地管理得井井有條，才能獲得經驗，有資格進而治理國家；要治好家庭、封地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則，進行自我修養；要作自我修養就要端正思想，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遵守外在的行為準則；端正思想就要做到真誠，心靈純潔，排除種種私心雜念；而要意念誠實就要學習知識，提高認識，不至于陷入愚昧、偏執，從而避免盲目性；而掌握知識、提高認識能力，就要研究事物，以防止被他人之說誤導。可見《大學》全面地展示了同明明德和治國平天下相關的主要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它們之間的關系，使儒家學說成了一個條理分明的思想體系。

再次，《大學》第一次提出“格物”的概念，把格物致知列為儒家倫理學、政治學和哲學的基本范疇，從而賦予認知活動對于修身養性的精神、心理過程和治理社會與國家的實踐活動的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儒學的一個重大發展。

最后，《大學》把修身規定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一切活動的根本，這既指明天子沒有特權置身于修身之事之外，又提出普通百姓不能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把修身當作無關緊要的事。修身就是關注自我，認識自我，審視自我，完善、發展自我。可見以修身為本就是將培育完善、發展自我的自覺性置于極端重要的地位，這種思想能夠極大地增強個體的自強不息的、內在的精神生命力。

正因為《大學》包含了如此多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所以會被宋代儒學大師單列為篇，看成同五經、《論語》、《孟子》、《中庸》同等重要，規定為士人必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