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第十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第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第十三章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予既已知之矣。’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第十四章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之，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第十五章

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第十六章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注釋〕　 鄉：同“向”，向往。鄉道：向往正道。　 約：締約。與國：盟國。　 白圭(ɡuī)：名丹，字圭，曾任魏國相，善于筑堤治水。　 丹之治水：據《韓非子·喻老》記載，白圭治水的方法主要是筑堤塞穴，所以孟子指責他“以鄰國為壑”。　 壑(hè)：溝壑，這里指受水處。　 洚(hónɡ)：大水泛濫。　 亮：同“諒”，誠信。　 惡：何，如何。執：操守，保持。　 樂正子：復姓樂正，名克，孟子的學生。　 好善：指樂于聽取善言并采納之。　 優：充裕。優于天下：治天下都足夠了。　 輕：易，容易。輕千里：不以千里為遠。　 (yí)：自滿自足的口氣。　 距：同“拒”。　 讒：說壞話陷害人。諂：巴結奉承。面諛：當面討好逢迎。　 陳子：即陳臻，孟子弟子。　 周：接濟。　 畎(quǎn)：田間小溝。舜發于畎畝之中：傳說舜曾經耕于歷山。　 傅說(yuè)：商朝武丁時的相。版筑：在夾板中填土，再夯實成墻。傳說傅說曾筑傅巖墻，后為帝武丁所舉用。　 膠鬲(ɡé)：殷代賢人，紂王時隱居民間。周文王在販賣魚鹽的商人中找到他，舉拔他為大臣。　 管夷吾：即管仲，曾輔佐齊桓公建立霸業。士：這里指獄官。　 孫叔敖：楚莊王時楚國的令尹，曾在海邊隱居。　 百里奚：秦穆公時為大夫。傳說曾以五張羊皮的身價賣身為奴，后被秦穆公重用。　 拂亂：打亂。　 曾：同“增”。　 衡：同“橫”，意為阻塞。　 征：征兆，跡象，這里用為動詞，意為表現為。　 法家：掌握法度的大臣。拂(bì)：借為“弼”。拂士： 輔弼之士。　 術：方法、方式。　 不屑：不值得。

〔鑒賞〕　儒學的核心是主張修身為本，由此不少人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儒家只關心個人的道德行為。其實修身為本只是要把一種最高的精神價值變成整個社會所有個體的自我意識和不竭的精神生命力，實際上他們心目中首要關切的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價值取向，這也是貫穿《孟子》全書的主要論題。

戰國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崇尚功利、功效至上的時代，為了爭霸、兼并土地，或為了求生存而不斷發生的殘酷戰爭迫使統治者千方百計增強實力，這就是強調富國強兵之道的法家在當時興盛的根本原因。孟子在第九章中指出了這種時代的追求和思想路線的荒謬和危害。他從根本上否定那個時代所崇尚的價值取向，突出精神價值導向具有決定一切的作用。根據他的分析，那些受到人們贊賞的“良臣”，他們的長處就是為國君開辟土地，增加財富，還有就是擅長外交，能爭取到盟國的支援，帶兵指揮有方，戰則必勝。但是孟子指出，如果這些能臣效勞的國君不志于仁，不維護正義，那么他們的才能就是為桀一樣的暴君增加財富，為之打仗就是輔佐這種暴君為害于天下。他預言，如果按照這種路線堅持下去，即使把天下都交給他，他是一天也坐不穩的。由此孟子把當時人們視為“良臣”的人輕蔑地稱為“民賊”，即為害百姓的人。

孟子在這里并不是否定治國才能本身的作用，也不是刻意貶低戰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財家、外交家和軍事家的個人影響，他的驚世駭俗的“富桀”、“輔桀”的“民賊”之說是一種聳人聽聞的辯論和批判的手法，從后果揭露功利主義的功效崇拜的本質所在，說明精神價值導向才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建功立業首先要關注并加以解決的頭等重要的事情。否則不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能人，即使一時取得巨大的成就，最終也會毀于一旦，被歷史所拋棄。秦國二世而亡可以說是孟子此說的一個驗證。

孟子對白圭頗為得意的治水方法的評價實際上不局限于水利問題，也是借題發揮，談論具體工作的價值導向的重要性。一種治水方法是否高明不是取決于它在一時一地的效果，而要從仁義價值觀念的高度來加以評定，具體地說要從全局和長期功效來看它是否造福于大多數人民。根據孟子的說法，白圭治水是靠筑堤設壩以阻攔洪水，在他看來這是以鄰國為壑，把洪水的禍害引向鄰國，雖然救了本國之災，卻危害了鄰國百姓，是不足取的，更無法與大禹治水的功德相比。由此看來，無論什么事情，如果沒有精神價值導向，就會迷失方向，造成嚴重的后果，這就是孟子這幾句話給人們的啟示。

對于古代真正杰出的歷史人物，孟子由衷地表示了欽佩。他贊賞他們卓越的品性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第十四章他一口氣列舉了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著名人物的生動事例，說明肩負歷史使命的偉大人物都要經歷長期艱難的磨練。他的人生困境“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對他的精神和肉體造成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而其卑微的社會地位肯定又使他經常遭受鄙視，甚至各種屈辱。然而孟子指出這些都不是壞事，它們“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是說觸動其心靈，磨練他的意志，堅韌他的情性，增長他的才干。犯了錯誤，遭受種種挫折，才能取得經驗，改正缺點，彌補不足；心意困苦，思路阻塞，才能發奮有所作為。有志之士經過千錘百煉，最終會成長為真正杰出的人才，成就偉大的事業。孟子講述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從卑微的地位和艱難的困境中奮起的動人故事，他的“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名言，千百年來激勵了無數胸有大志、身有才智，但地位低下、身處困境甚至絕境的人，使他們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克服面臨的困難，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道理同樣適用于一個國家。如果國內沒有一批鐵面無私、嚴守法度的大臣，如果沒有人敢于對國家政治進行監督和批評，又沒有敵對的國家和外來的隱患形成的壓力，這個國家往往容易垮掉，走向滅亡。總之，逆境和憂患刺激人們奮發圖強，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而長期處在安樂的環境之中，人們容易怠惰，追求享樂，人心容易渙散，從而使國家走向衰落。孟子的這些見解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社會，都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