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二)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注釋〕　 實：果實。殽(yáo)：借為“肴”，美味食品。　 何其：為了什么。 蓋(hé)：通“盍”，何不。　 棘：酸棗樹。　 行國：周游國中。　 罔極：無常。

〔鑒賞〕　《園有桃》出自《魏風》，全詩共兩章，每章十二句。正如毛詩所認為的，本詩“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詩中所表達的正是一位不甘寂寞而又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面對魏國國小勢弱但又強敵壓境的局面，國君卻又不施行德政，以致國家遭受日益侵凌和蠶食，既想施展抱負，但又不被世人和當政者所理解和重用而產生的既憂憤又無以排遣的情緒。余冠英稱之為“憂時的詩”是很有道理的。這種憂憤的情緒與《離騷》的主人公是相同的。后者借用香草、美人來寄托自己的理想，但身處世間想超脫而又不能完全超脫的矛盾，是不能在現實中得到解決的，所以屈原只有懷著對故國的深深眷戀與擔憂選擇了汨羅江。本詩作者所做則是努力忘卻這無盡的煩惱。所以他試圖借助唱歌作謠、云游異鄉，來消磨掉這無盡的煩惱。但借酒澆愁愁更愁，最想排遣難排遣，詩人的憂憤之情如那滔滔的長江水，無窮無盡，留給后人的是無限的惆悵和遺憾。

兩章都采用了興的手法。第一章以“園有桃，其實之殽”起興，引啟下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果園中有桃子，采下來就可以食用，心中有煩憂，就吟唱歌謠去宣泄，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起句不但引起詩人所詠之事，還隱含了當時的時令(桃子成熟當在夏季)。但是詩人的惆悵情緒不但不能為世人所理解，“不知我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朱熹《詩集傳》)。唱歌謠排遣煩惱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讓身處險境而不自知的國人以為詩人故作狂態、狷介驕縱。下一章，時間一晃到了秋季，棗兒熟了，詩人的情緒越發煩躁，歌謠已不能盡其情，他決定離開這是非之地，“聊以行國”，到四處轉轉也許能消磨掉這滿腔的憂憤。但詩人的這一舉動，在平常人看來，簡直是發神經，“謂我士也罔極”。“罔極”，朱熹注曰“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意思是說人心無羈絆、無所顧忌，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來。被人誤解到這個程度，詩人不禁反躬自問“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平常人對自己的誤解是難以避免的，難道大家都是對的，而我本人錯了嗎？面對國事日非的現實、無所作為的政府，出路在哪里呢？唉！不由得詩人長嘆“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既然大家都渾渾噩噩，不以國家興亡為念，自己為何要自尋煩惱呢？還是忘掉這一切吧！當南宋的朱熹讀到這兒，忍不住在《詩集傳》中進一步發揮道：“于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如果世人明了國家的處境，就會與我一樣，與國家命運同呼吸，共患難。但這只是假設、理想而已，魏國的命運，從本詩也就可以想見了。

除了運用興的手法之外，本詩結構上也很有特色。姚際恒說這首詩“詩如行文，極縱橫排宕之致”(《詩經通論》)，言及社會各色人等，時間涉及夏秋兩季。句式上除了常見的四字句外，還大量運用了三、五、六字句，構成參差不齊的句子結構，這樣吟誦起來就跌宕有致。本詩用詞上也很講究，選取園中桃、棘這種常見果實，隨手可取食用，很自然地過渡到心中之憂，既然縈繞心頭，即當吐露。作者把這種情緒的發展、變化的一波三折，通過大量的虛詞，表達得淋漓盡致。這正如方玉潤所說：“此詩與《黍離》、《兔爰》如出一手，所謂悲愁之詞易工也。”(《詩經原始》)這種用詞上的靈活性與語氣上的豐富變化，幾近于日常口語，《園有桃》可以說是一首比較早的自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