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蜃樓志》解說與賞析

庾嶺勞人

《蜃樓志》全稱《蜃樓志全傳》，約成書于清嘉慶初年，24卷24回(嘉慶十二年刊本為8卷)。有嘉慶九年(1804)刊本、嘉慶十二年(1807)刊本、咸豐八年(1828)刊本、聚賢堂刊本、上海神州圖書局石印本等。1987年由宇文校點整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排印出版。嘉慶九年刊本書末署名“滆西棄人”的朱筆題識云：“原刊本署嘉慶十二年，……此本更屬后刻，反題九年，實皆非是。”孫楷第亦認為嘉慶十二年刊本為原刻本。細考兩個刊本，嘉慶九年本似應為原刻，其扉頁、回目頁題名與羅浮居士序中所言完全一致，均題“蜃樓志”，而嘉慶十二年本題名與羅浮居士序則不一致，多“全傳”二字;且嘉慶九年刊本寫刻全帙顯出一人之手，刻工精細，紙墨優良，嘉慶十二年刊本則非一人寫刻，刻工、紙墨均較遜色。滆西棄人之見似不可靠。孫楷第先生未親見嘉慶九年刊本，其推測亦難以為據。從羅浮居士序中“勞人生長粵東，熟悉瑣事，所撰《蜃樓志》一書，不過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可知，作者應為庾嶺勞人，曾在廣東有過一段生活經歷，其真實姓名、籍貫、生平事跡及其他著述均不詳。“禺山(今浙江德清) 老人” 似為本書的編輯修訂者。

小說托言明萬歷年間事，實則描寫的是乾隆末、嘉慶初 (亦即鴉片戰爭前) 的社會生活。當時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地區是我國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最早、封建思想統治相對薄弱的地區，小說主人公蘇吉士就生活在這一時期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廣州。他出身洋商之家，其父為當時著名的廣州十三行商總，蘇吉士受業于思想開明的李匠山，而李匠山本人就是屢被封建科舉制度遺棄的飽學名宿，因而蘇吉士并未受到很深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封建綱常的桎梏，身心部分地獲得正常的發展。讀書期間，他與少女溫素馨耳鬢廝磨，相互愛悅，萌發單純幼稚的愛情，并曾多次偷嘗禁果。新婚第四天，父親突然故去，他便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和遺產，輟學經商。

蘇吉士與《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一類封建商人有著本質的不同，無論經營方式、聚財手段還是價值觀念，都已經開始跨越封建藩籬，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西門慶經商致富的主要方式是放高利貸，勾結達官權貴，擠進封建政權機構以取得封建特權，進而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商業經營;占有女人的同時占有她們的家產。在一系列商業活動中，西門慶采用的是野蠻欺壓而非平等競爭的方式兼并和對付競爭者。不難看出，這些方式都是封建性質的。蘇吉士則不然，他將父親遺留的全部高利貸及抵押債券付之一炬，后來又再次拒絕放高利貸(這里當然帶有想象成份)。他從不勾結封建官府，不謀求封建特權或官府的庇護，更不曾有絲毫躋身官府的念頭，相反，他始終與封建國家機器保持一定的距離，憑借正常合法的商業利潤發展經營，擴大財富。他的經營方式不同于封建性的商業經營模式，具有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同商業經營相比，蘇吉士的人生哲學和價值觀念可能走得更遠，儒家仁愛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熔鑄一爐，構成他性格特征、感情心態和處世哲學的主要思想基礎，受“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影響的痕跡十分明顯。他比《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呼吸到更多自由的空氣，所受到的封建腐朽思想的壓抑和傳統規戒的束縛也輕得多，對年輕美貌的異性，他有著強烈的欲望，并且同不下十位少女、少婦有過性關系。然而，與西門慶根本不同的是，西門慶只有肉欲而無情愛，幾乎從未對任何一位他所“愛”過的女人付出過些許真誠的感情，只將其充當泄欲工具。他有著強烈的獨占欲，絕不容忍自己占有過的女人甚至包括妓女再被其他男人(少數本人丈夫除外)染指。蘇吉士則對與自己有過性關系的絕大多數女子都曾付出程度不同的感情，對她們不僅眷戀、愛慕，而且尊重、理解、關懷，從未對任何一個女子施以摧殘虐待。他反對男尊女卑，主張男女平等，甚至“想做個女人”。他雖尚未徹底否定封建婚姻制度，不反對納妾，但主張妻妾平等。蘇吉士完全沒有西門慶那種獨占欲望，他所鐘情愛戀的溫素馨被烏岱云強暴后不得已順從他嫁，他雖十分懊惱失望，卻依然同情關懷著素馨，“溫存體貼之性還是當年”;蘇吉士中人圈套，被人灌醉后與有夫之婦茹氏茍合，其夫死后二人又多次幽會，在茹氏的精心安排下，又曾與冶容發生性關系，且對此二女十分眷戀，但后來得知冶容與家人杜寵私通，起初頗為著惱，經三思后便將冶容嫁與杜寵，復勸茹氏改嫁一位幕友，還拿出五百兩銀和衣物做嫁資。蘇吉士才華學識過人，卻從未進過場屋，拒絕走仕途經濟道路，甚至于皇帝欽命調他進京任內閣中書，仍辭官不就，一心經商。蘇吉士的這些思想和行為都與封建士大夫有本質的區別。

誠然，蘇吉士對封建生產關系及意識形態的背離還很不徹底，他所從事的商業活動還遠非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商業經營，他的思想觀念與成熟的商業買辦資產階級相比也有一定的距離。盡管他注意與封建政權機關保持一定距離，但他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其羈絆，依然與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從蘇吉士的全部思想行為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帶有傳統儒家風范的新式青年，他從封建地主階級隊伍中分化出來，向近代商業買辦資產階級過渡，他的思想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色彩，卻又殘留著明顯的封建意識。這一人物形象的誕生標志著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將在中國出現。只是由于后來的鴉片戰爭打亂了這一歷史進程，中國社會的發展才走上了另一條曲折漫長的道路。

小說還真實地描寫了封建保守勢力的典型代表——海關關差赫致甫對洋商們的敲詐、勒索、迫害以及他的驕奢淫逸、蠻橫霸道。此外，小說還通過對番禺縣河泊所稅官烏必元父子、南海縣令錢勞、巡檢牛藻和錢典史等下層官吏骯臟靈魂和丑惡行徑的展示，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朽。對姚霍武、何武等武林英豪受盡迫害、逼上梁山的曲折經歷的描寫，則體現了作者對下層百姓奮起反抗封建暴政的同情與肯定。

總之，《蜃樓志》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清朝中葉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地區的現實生活，反映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我國生產關系出現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初期轉變，揭示了促成和推動這種轉變的經濟因素，描繪出從地主階級中脫胎而出并逐漸與本階級分離的買辦資產階級的發展軌跡，預示中國的生產關系將出現深刻的變化。同時，作品還寫出了封建保守勢力對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早期買辦商業活動的壓制，展示了封建末世社會的腐朽、政治的窳敗、吏治的黑暗和地方反動勢力的殘暴，無情地嘲諷了賢愚顛倒、良莠不辨的封建科舉制度，歌頌了下層民眾反抗封建暴政的武裝起義。

小說在藝術上的建樹主要表現在對主要人物蘇吉士的刻畫有一定的力度，復雜微妙的人際關系和從容得體的交際周旋，使蘇吉士的性格特征得到多方面的呈現，無論是在父母、妻妾、情人、仆從面前，還是與官宦、親朋、師友相處，他的思想感情、言行舉止和表達方式，都很切合特定的環境、身份和教養。作品有四年的時間跨度，蘇吉士性格也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走向成熟。出場伊始的蘇吉士還只是個不諳世事、思想單純、讀書并不十分用心、常與姨姐溫素馨內闈廝混、花園幽會的少年學生，小說結束時他已經成長為一個有獨立的思想意志、沉穩干練、處變不驚、料理內外大事從容自如的青年洋商。這個演進的過程寫得自然、真實，作者對他的思想性格的基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都相當準確。

蘇吉士與溫素馨的愛情悲劇描寫也比較出色，擺脫了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方式，更加貼近了真實的生活，因而與現代愛情觀念更加接近。其他人物形象也都有其鮮明獨特的個性，如烏必元、施小霞、李匠山、姚霍武等。即使出場不多、著墨有限的杜寵、茹氏、溫春才、烏小喬等，也都形神可辨。

作品在題材的開掘和把握上也有新意，以該書的情節內容，極易外理成才子佳人大團圓模式的平庸之作。蘇吉士、卞如玉、李垣、申蔭之等都是品貌雙全的風流才子，蕙若、施小霞、烏小喬、阿美、阿珠等也都是工詩善詞的美貌佳人，且他們大多得以結合。然而，作者卻將藝術視角從格調情趣不高、審美價值有限的才子佳人式的卿卿我我轉移到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生活畫面上，從而給小說增加了歷史和思想的容量。

作品中有數量不多的性描寫，其中大多數都起著刻劃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如烏岱云強奸溫素馨一節文字較為露骨，然而，這正是改變素馨命運的關捩，強化了素馨性格中輕浮淫蕩和柔順屈從的一面，也突出了烏岱云的強橫無恥。其他如蘇吉士與茹氏、素馨、施小霞、烏小喬及赫致甫與烏小喬等性描寫，均準確地展示了雙方細膩豐富的心態和不同的性格層面。唯魔刺與赫家四姬、桃自芳及兇僧空花等與冶容的性描寫缺少內涵，有蛇足之嫌。

小說采用雙線結構，謹嚴完整，渾然一體。主線為蘇萬魁、蘇吉士父子的商業政治活動，副線為姚霍武被逼上梁山，武裝反抗封建暴政。兩條線索通過蘇萬魁、李匠山與姚霍武結識和冶容的經歷三次勾連搭挽。后來吉士逃難被姚霍武劫請上山，導致吉士促成霍武招安，兩條線索由此緊密綰結交織，貫串至終。小說脈絡清晰，條理分明，懸念也運用得體。

小說在藝術上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對名著的創作經驗的借鑒尚未臻化境，偶爾露出因襲模仿的痕跡，有雷同之嫌，如“女多謀圖奸嘗糞” 一節簡直是《紅樓夢》中“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的翻版，姚霍武的某些經歷也使熟悉《水滸傳》的讀者有似曾相識之感，而茹氏義救蘇吉士一段，又與《拍案驚奇》中的《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如出一轍。此外，魔剌的“土遁法”、“飛天術”等描寫也與全書的總體藝術風格相枘鑿，系明顯敗筆。然而，瑕不掩瑜，此書在二流小說中堪稱佼佼者，鄭振鐸先生讀后感到“欣慰不已”，并將其劃入“名作”之列; 戴不凡先生則認為“自乾隆后期歷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緒中葉這一百多年間，的確沒有一部能超過它的”。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客觀公允、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