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虞育德》解說與賞析

《外史》情節發展的總體布局呈上升下降型花序結構狀。但總用幾回的篇幅圍繞一個中心，又形成較明顯的有起迄的段落，就局部而言又是傘型的。一團人圍成一個傘型，下去了，再來一個，從總體上看又是“幾把傘”串起來的花序結構，是以幾個展室為中心的開放型的櫥窗展覽式結構?？尚εc嚴肅交替發生，展覽了諸型態的丑陋之后，引入真儒，真儒與假名士一樣也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中心，便是“特筆大書第一人之虞果行”。又由他主持了一個全書中情緒、觀念的大高潮：祭泰伯祠。“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事”。他就成了無數個小傘型圍拱而成的大傘型的中心。如同《三國演義》寫孔明出山一樣，這位虞真儒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作者從布局上為虞的“神圣臨凡”作了充分鋪墊。表現了作者對此公的滿腔熱情，像羅貫中希望孔明能鼎持天下一樣，吳敬梓也希望虞真儒的禮樂教化能為末世之一救。

但作者沒有用高度理想化的筆墨去“狀諸葛之多智”，而是用非常平實的筆調寫了虞博士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經歷和他那平凡中的“偉大”情懷。幾乎用的都是極簡短的陳述句：“就進了學”，“就娶了親”，“就去到館”，“又過了兩年”，“又過了三年”。一派按部就班，隨遇而安的氣韻。他坐館掙錢，還給巡撫代作詩文，沒館坐了，也“心里焦不足”。但他有一絕，不中，不悲;中了，也不喜。將外在的“形而下”的東西與內在的形而上的東西、職業與事業分得很清。中了進士，別的年歲大的人都“少寫歲月”，惟他“寫的是實在的年庚，五十歲”，因此而放了閑官，他也不惋惜。這個形象的神韻，簡言之就是“真”。他講求些呆而真、真而呆的死理：祁太公說他積了陰德，他說既然別人知道了就不是陰德。別人勸他應征辟，再辭皇帝，“更見老師高處”，他說求人去薦是沒品行，又去辭，那“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么?”這種“真”是那到處泛濫的偽妄風習的對立面，作者極力標舉它，正是為了尋找迷失了本性的人的存在依據。說這是種平凡的偉大不算過譽，不過這種真樸沖淡是作者的理想。虞博士的原型吳蒙泉是個有牢騷氣的人。什么“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壯已然”、“老嘗蔗境甘猶少，春到梅邊暖不多”等等，在他的《會心草堂集》中是比較容易就能讀到的，他的“坐擁湖山化雨天，人稱散吏宛如仙”是種自我解嘲?！拔囊咱霉谈F，詩以慰風雨”;“涼蟬抱枯葉，孤雁鳴長風”也說明著他的“沖淡”來之不易。作者汰除了原型身上的“猶未渾化”的因素，讓虞博士成為“渾雅”的古儒、真儒。虞博士遂成為樸實敦厚、能實踐道德意志的人物，也可以說是儒家社會中的理想人格。作者想確立這個形象的偉大意味正在這一方面。

不過是平凡而不是偉大成就了他的“渾雅”。虞博士是那種“惟大英雄能本色”的本色英雄。作者寫出了他的常人特征。他開釋有小過的監生，也答應同僚照顧武書的請托。前者在一般的官中是罕見的，那種體諒人的態度是正格的“推己及人”的恕道。后者卻是官場中的常情，幸好武書是個有些才情真性的好人，否則會使虞博士清名有玷。這位大賢非常理解杜少卿：“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么得知!”他轉讓少卿作掙錢的詩文，又坦然地說出“我還沾他的光”，從中截取了好處費。他不以科名介懷，卻終生不放棄舉業，他不追慕官位，又把作官當成糊口的手段。不僅沒有羽扇綸巾的仙風道骨，還給人家看風水。這些“微瑕”，增強了形象的真實性、可感度，使他成為真玉。這樣處理，不但顯示出作者呼喚坦誠的道德用心，提倡示以本色的道德標準，而且正是這用心和標準使賢人獲得了真實的藝術生命。

虞博士在平凡而瑣碎的生活中，既沒有陳腐的學博氣，也沒有傲慢的進士氣，更沒有無聊的假名士氣。他既無虛幻的熱情，又無僵硬的理性，襟懷沖淡，自然文雅。它是儒家社會中的真實的理想人格，他的以“真”為本色，既獨善又兼濟的人生態度，被作者奉為健全合理的人生態度。作者塑造這一形象完成了自己的哲學陳述，宣揚著作者人應當獨立自足，澄懷肅穆，不為外物所囿，又恰能化育愚暗的眾生的人生哲學。這種意圖不但從對這個人物的命名：“育德”(字果行)能夠看出，而且借余大先生之口說得十分明白：虞博士“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為法”(第46回)。

作者像明清間的所有進步思想家一樣，抨擊詛咒的是假道學，對真儒學還是抱有信心的。虞博士厚道、體恤人的情懷，助人不望報，甚至不讓人知的寬大仁厚的情懷，都真正體現了儒家“仁者愛人”的樸素人道主義精神。作者表彰他這樣的真正信奉儒家精義，能“葆真素”的真儒，就是為了樹立矯正偽妄世界的道德楷模，為了建立批判偽妄世界的價值尺度。最起碼反襯出那些“借圣言而躬惡行”，“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 的諸色敗類對圣學的“商賈”態度：一邊搔癢，一邊叫喚上帝(圣人)的名字，實用、作樣兩不誤。對圣像，合用拿來祈禱，不合用拿去蓋瓦罐。從小說作法上說這叫“相形法”。

然而更殘酷的是由于歷史的發展，“真儒”失效了。述而不作的虞博士無法像孔子那樣綜舊典而開新風了，他那弘揚仁智，振興禮樂的正宗儒學的事業除了在同道間獲得些自我慰安，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變化。法國那個寫《人間喜劇》的人借書中人發表宣言：“世界一向就是這樣的。道德家永遠改變不了它”(《高老頭》)。而中國這個寫“人間喜劇” 的卻深信道德能拯救世界。在這個真儒身上灌注了過量的“尋根”熱望，以致于使這個形象的“古老性”成了突出標志。但現實主義的真誠使作者無法從實際生活中給這個形象綴補出浪漫活潑的神韻，古色古香的淳儒終于拒絕了生氣勃勃，盡管他是個真人，不是紙人，但其肩負的文化品格卻失掉了活躍的生命感動，他的生活和思慮很純正，純正得幾乎可以說處在昏昏欲睡的單調之中。

一個邏輯上非常完整、堅定的性格，他的發展一定是十分貧弱的。這個普遍的“造形”規律，不幸也被虞果行體現了。閑齋老人評論寫虞的筆墨時說：“此篇純用正筆、直筆，不用一旁筆、曲筆，是以文字無峭拔凌駕處。然細想此篇最難措筆，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純正無疵，如太羹元酒，雖有易牙，無從施其烹飪之巧。” (臥閑草堂本第36回評語) 真是說透了個中甘苦。

僅就虞博士這個人物的個性而言，他既遠離了可笑，也遠離了可悲，這位真儒已超越了這些常規苦惱，已經是個相當自足的“完品”了。倒是作者本人在鋪敘賢人和煞有介事的“古趣磅礴”的大祭時，是既可笑又可悲的。簡言之，“正值”的東西過了火，也是滑稽的。作者過分的嚴肅隆重，也顯得有些癡愚了，同樣有了產生喜劇的“熱情原則”，大祭場面的描寫，連語言也不是詩的語言了，而是一篇流水帳的儀注，真儒虞博士也成了木偶之一。這是一代高手的“失手”，它倒說明著精神徬徨的作者迫切尋找“秩序”的悲劇。

作者是相當冷峻、客觀的，他絕不在心造的“理想國”中自欺、滿足，哪怕他認為那個理想國是天國。他告訴世人：“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他告訴人們，追求功名富貴而壞了“文行”的諸色人等是怎樣變成了虛妄的存在、名利的奴才、道德上的罪人。他在古老樸實的禮樂制度尋找道德自救的精神力量，也希望振作“兵農”改良社會，他滿懷深情地提交了這個“補天”良策，又同樣滿懷深情地寫出補天的失敗、理想的隕落、賢人的流散。等王玉輝“為紀倫生色”，像上帝獻出兒子一樣獻出了自己的女兒，來到南京這東南禮教“重鎮”時，泰伯祠已塵封朽敗，成了被人遺忘的角落。虞博士、遲衡山、武正字到別處“做官”去了，其實應該說是到別處漂泊去了。杜少卿追隨虞博士，也漂泊到浙江去了。作者讓王玉輝這樣的勇于犧牲女兒的“禮教父親”目擊禮樂事業的封存，轉告世人禮樂賢人流散的結局，大概沒這樣的諷刺意味：大鬧節孝祠的方鹽商輩是領導潮流的英雄好漢，而虞博士、王玉輝是“不量敵而進”的蠢夫或僵化頑固的笨伯。不能這樣的提出問題和理解問題。如果說有諷刺意味，那也是作者在諷刺導演了如斯場面的生活本身，而不是諷刺了真誠的虞、王等人。毋寧說作者悲痛地宣布了一項殘酷的事實：古典道德文化世界到底不可能重建了。隨之隱含著一個有關生命課題的巨大疑問：那，應該如何建立一項生命原則或道德規范來作為人類的精神支柱?

吳敬梓不是那種十分憎惡其社會并且認為沒有改變的希望的悲觀的作家。他盡管寫了賢人的流散和奇人的悲涼，但仍然相信向善是人們存在的絕對價值，他不讓讀者滋生猴子永不能成為人的絕望，而是讓人們自己去鑄造理性自贖、道德自救的方舟。

這是一種不計成敗的信仰，是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一個信念，也是中國倫理型文化在古典小說中最強有力、最真誠的一次“果行”。也因此虞博士未能成為“時代精神傳聲筒”，倒成了先秦儒風的一個稀薄的回聲。盡管作者不會讓他宣布“學我者病”，倒是呼吁人們以他為法，然而步武其后者卻寥若晨星。作者是堅強的，他執意申說著：現實背叛了賢人，而圣者是慈心不負凡塵的。這樣對虞真儒意義的領會也就成了良心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