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促織》解說與賞析

促織通稱蟋蟀，斗蟋蟀是一種很普通的游戲。可是有誰能想到，它竟然會和百姓的命運密切關聯呢! 蒲松齡的短篇小說《促織》所反映的，就是因為“宮中尚促織之戲”，每年都向民間征集大批蟋蟀而引出的悲劇。

小說以蟋蟀作為線索貫穿全文。寫蟋蟀的目的是為了寫人，寫人的命運，為了暴露社會的丑惡和黑暗。皇帝為了用蟋蟀消遣、取樂，便下令向百姓索取，貪官酷吏們也因此興風作浪起來，有的借此獻媚巴結上司，以求升官進爵;有的拿它作為盤剝百姓的借口，謀取私利。“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危害極為嚴重。小說中所描寫的陜西省華陰縣，蟋蟀并不多見，但縣令為了巴結上司，也爭著進貢，于是被指定為進貢區域，成名一家的悲慘命運，正是在這樣的特定歷史背景下釀成的，而縣令果然也因此獲得了上司的賞識和嘉獎。小說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取樂完全是建立在百姓的苦難之上的。

成名一家的悲慘命運，自始至終緊緊圍繞著蟋蟀事件展開的，蟋蟀關系著成名全家的生存還是死亡。征蟋蟀，捕蟋蟀，斃蟋蟀，幻化蟋蟀，進貢蟋蟀;捕得蟋蟀而喜悅，失卻蟋蟀而悲哀;因蟋蟀而被打得皮開肉綻、兒子投井自盡，又用蟋蟀而獲得“田百頃”，“牛羊蹄噭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的富足生活，小說的筆墨，從開頭到結尾，始終落在蟋蟀上。因此，通篇顯得構思精巧、獨特而新穎。

蒲松齡藝術構思的精巧，首先表現在這篇不到二千字的篇幅中，能處處引入人勝，其妙處就在于他善于精心組織情節，筆筆轉折，變化莫測，而這些情節又完全是為表現作品的思想內容服務的。小說一開始，蒲松齡就將成名安置在逆境中，寫他為了交蟋蟀，只好“早出暮歸”，每天提著竹筒、銅絲籠子，到處尋覓，可是什么法兒都用上了，還是無濟于事，結果被縣衙打得“兩股間膿血流離”，“轉側床頭，惟思自盡”。然后筆鋒一轉，讓他絕處逢生。這時正好來了一位駝背巫婆，于是問卜得圖，終于依圖所示，捉到了一頭“巨身修尾，青項金翅”的出色蟋蟀。于是由悲而喜，轉入順境。成名以“蟹白栗黃”精心喂養，“留待限期，以塞官責”。不料，風雨驟起，成名之子出于好奇，趁父親不在，“竊發盆”失手，蟋蟀猛地躍出瓦盆，成名之子趕快去逮，結果“股落腹裂，斯須就斃”。成名之子也因惹禍而嚇得投井而死。成名夫婦悲愴欲絕，陷入了更大的悲哀之中，又一次從順境跌入了逆境。最后成名之子的靈魂幻化為蟋蟀，并且力戰奪魁，故事也隨之變為順境。情節的發展就是這樣逆境順境交替，悲喜時沒時生，其中大起大落的竟有四次之多，使人目不暇接，捉摸不透，緊緊地攫住了人心。

蒲松齡藝構術思的精巧，不僅表現在故事情節的整體極騰挪變化之能事，還在于局部的段落也妙趣橫生。捉“青麻頭”以及好事少年與成名斗蟋蟀的描寫，筆墨都相當精彩。

捕捉“青麻頭”相當艱難。成名本是一個書生，又抱著生死攸關的心情去捕捉蟋蟀的。他貓著腰在草叢中、石縫里細細地聽，慢慢地走，像在尋找一枚繡花針那樣專心。可是尋了老半天，還看不到蟋蟀的一點點蹤跡，聽不見蟋蟀的微弱聲響，這自然使他失望。忽然間，有“一癩頭蟆猝然躍出”，這不正與駝背巫婆所畫的畫相合嗎，于是由失望轉為希望。接著，他躡手躡腳地扒開亂草一看，果然看見有只蟋蟀正伏在荊棘根下。然而，正當他撲過去時，這只蟋蟀卻鉆進了一個石洞里，希望頓時黯淡了。以后他用尖草輕輕去戳，不出來;把竹筒里的水灌進去，蟋蟀才跳出來了。捕捉蟋蟀的過程，就這樣寫得一波三折，頗為引人。

村中好事少年與成名斗蟋蟀的一段描寫，同樣寫得參差起伏，曲折有致。先從兩只蟋蟀外貌上相比較寫起，少年的“蟹殼青”體大身長，雄健魁偉，成名的蟋蟀體形“短小”，“黑赤色”，很不起眼，少年看了不由得掩住嘴暗暗發笑，成名自覺慚愧;接著寫他們把各自的蟋蟀放在斗盆里搏斗，以見優劣。成名的那頭先伏地不動，“蠢若木雞”，顯得很不中用，少年大笑起來。繼而寫少年試著用豬鬃撩撥它的齒牙，沒想到它仍然不動，使得少年又一次大笑起來。這樣多次撩撥，小蟋蟀終于被激怒了，它暴跳起來，直奔“蟹殼青”。其實，這是欲揚先抑的寫法，而且是一抑再抑。最后，蒲松齡才集中筆墨描寫兩只蟋蟀激烈搏斗的過程：雙方咧著大嘴，瞪著眼睛，你沖我殺，斗得不可開交。不一會兒，只見小蟋蟀一躍而起，張開嘴巴，伸直須子，跳到對方身上，一口咬住它的脖子。少年大吃一驚，急忙將它們分開，宣布“停戰”。小蟋蟀翹起尾巴，得意地鳴叫著，好像在把獲勝的喜訊報告主人知道。這場搏斗，寫得緩急交替，曲徑通幽。正當成名喜出望外，緊跟著便又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一只大公雞竄過來，對準盆里的小蟋蟀猛地一啄，嚇得成名驚叫起來。幸虧沒有啄中，小蟋蟀跳出瓦盆一尺多遠。大公雞瞪著兩眼直撲過去，小蟋蟀已經陷在它的爪子下了。成名驚慌失措，臉色都變白了。轉眼間，卻見那公雞伸頸擺頭，撲打著翅膀直叫喚。成名一看，原來是小蟋蟀跳到了大公雞的紅冠上，使勁咬住不放，大公雞因此敗北。這些描寫，真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令人應接不暇，可謂極盡委曲婉轉之能事。

小說在藝術構思上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通過精細入微，復雜多變的心理描寫，揭示了人物的內心特征和精神世界。譬如當成名回到家里，聽說九歲的兒子發盆斃蟲，就渾身上下“如被冰雪，怒索兒”，可是找了半天也沒有找著。繼而得知他的兒子畏懼自盡，尸沉井底，便又“化怒為悲，搶呼欲絕”。而當兒子似乎還有些微弱的氣息，半夜以后，果然蘇醒過來了，于是又轉悲為喜。但是，當他看到空空的蟋蟀籠子，不禁又“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心被倒霉的公差咬碎了，整整一夜不曾合眼，及屋外傳來一陣蟋蟀的叫聲，看到一只長尾巴，金翼翅的，才又愁云消散，“喜而捕之”。然而只見其“短小”、“頓非前物”，又“劣之”。這時，墻上的那只忽然跳到他的衣袖上，仔細一看，形狀像螻蛄，方方的頭，長長的腿，翼翅上有梅花小點的，便立刻“喜而收之”。當準備把它送上公堂，但又有些擔心，怕官府不會滿意，于是又“惴惴”不安起來。這種乍悲乍喜，時怒時憂的心理描寫，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并不多見。它具體生動，曲盡其妙，為我們打開人物的心扉，提供了一把藝術的鑰匙。

小說首尾圓合，起到拓寬、深化主題的作用，是這篇小說藝術構思的又一個顯著的特點。小說的開頭，點明了故事發生的因由是“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時間是明宣宗朱瞻基當國的宣德年間(1426—1435年)，距蒲松齡生活的時代已兩百多年。據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我朝宣宗，最嫻此戲，嘗密詔蘇州知府況鐘進四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存。”又呂毖《明朝小史》也說：“宣德酷好促織之戲，遣使取之江南，價貴至數十金。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謂駿馬所易，必有異，竊視之，躍出為雞啄食;懼，自縊死。夫歸，傷其妻，亦自經焉。” 由此可見，《促織》所反映的并非是蒲松齡的面壁虛構，把它放在“宣德間”作為背景，也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同時也要看到，小說圍繞主題所虛構的幻異情節，也是對現實生活中某些類似事件進行藝術提煉和典型概括的結果，其意義絕不僅是寫宣德間的事，而是具有一種跨越時代的魅力，更何況清代文字獄羅網密布，蒲松齡在寫這篇鋒芒直指封建統治最高層的小說時，不得不有所避諱。所以說，它從一個方面再現了封建社會殘酷榨取的本質，同時也流露出蒲松齡刺世疾邪的孤憤之心。

小說在結尾的地方寫到皇帝非常喜歡成名進貢的蟋蟀，大加贊賞，“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也沒有忘記是誰獻上來的，于是，華陰縣令就以“卓異” 的才能而聞名全省。這樣寫無疑與小說的開頭相照應，而且具有辛辣的諷刺性。這些大小官吏，只知奉迎獻媚，為了進貢一只出類拔萃的蟋蟀，就不惜迫使百姓傾家蕩產，朝廷所賞識的原來是這樣一群官吏。這就剔肌見骨地揭露了封建統治的反動實質。《促織》 之所以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不僅在于它的藝術成就的高超，還在于它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具有相當典型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