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香郁金屋，吹管鳳凰臺。

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倒回。

春窗刻鳳下，寒壁畫花開。

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

題云“奉和”，似為仕梁時和簡文帝蕭綱而作；“示內人”，為原詩題目。齊梁之際，君王提倡于前，臣僚響應于后，遂形成一種華艷柔媚的文風，世謂之“宮體”。在這股潮流中，徐陵、庾信并重綺艷，獨擅勝場，成為宮體詩的代表作家。這首詩也帶有宮體色彩，然于綺麗之中，尚能透露清新的氣息。

起首二句寫室內情景。在內人的閨房中，香氣氤氳，簫聲繚繞，一開始便渲染出一種和諧而又寧靜的氣氛。“郁金”者，香草也，色黃而形似芙蓉。古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郁金蘇合香。”從這一旁證中，可以想見此處居室的華貴。“鳳凰臺”用《列仙傳》故事，據云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并為他們構筑了新房——鳳凰臺。夫婦二人在一起吹簫，借以象征琴瑟和諧的閨幃之樂。二句僅十字，便勾勒了南朝貴族豪華佚樂生活的一個縮影。

“春朝”二句，緊承起首意脈，寫房中樂事。語雖清新流麗，然亦有二典。“春朝迎雨去”，即宋玉《高唐賦》所謂“朝為行云，暮為行雨”；“秋夜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所謂“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一句是巫山云雨，一句是七夕佳期，皆暗喻良宵歡會。情趣蘊藏在流麗的語言與隱晦的典實中，只能使讀者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可謂含蓄得妙。“聽歌”二句與起首第二句相映射，寫唱歌與彈琴。據《列子》云：“薛譚學謳于秦青，辭歸，青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又《風俗通義》載，春秋時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引來仙鶴十六只；再奏之，鶴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展翅而舞。這里用來形容歌聲的激越感人，琴音的美妙動聽，然而角度卻作了很大的調整：即由演唱者、彈奏者改為賞音者，也就是變成了作者自己，從而與“春朝”二句一樣，在字面上抹去了用典的痕跡，呈現出渾成自然、和美流轉的藝術風貌。

下面“春窗”二句，乃是回應首句，集中筆力刻畫居室的某些細部。原來那美麗的窗欞上刻著凌空而下的鳳凰圖案，素凈的墻壁上畫有盛開的鮮花。妙在“窗”以“春”修飾，“壁”以“寒”形容。同一居室，既曰春，又曰寒，豈不是相互矛盾？蓋窗口向陽，色調偏暖，故曰“春窗”；而墻壁在內，素凈而暗，故曰“寒壁”。在這作者特意安排的明暗對比中，更突出了鳳之飛動，花之明麗。詩人在煉字琢句上，可謂煞費苦心。

結尾二句，筆觸又掉轉來寫人。詩中的主人公經過盡情極致的歡樂之后，亟需飲料解乏。“流霞氣”，原指道家的仙酒，《抱樸子》載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又《三輔舊事》謂漢武帝建章宮有一銅制的仙人掌承露，能和玉屑飲之。詩中人物聽歌彈琴以后，又同飲美酒清露(其實指茶水)，至此，詩之節奏，便由熱烈歡快，趨于寧靜恬適，與起首的基調取得了和諧的一致，于是完成了一曲房中樂。

這首詩的藝術特色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用典多而巧。全篇十句，竟有八句用典，有的是明用，有的是暗用，雖不能說恰到好處，卻也自然得體。由于典故所含的信息量大，所以在較高層次的讀者中，會引起豐富的聯想；然而缺點也正在這里，由于典故過多，影響了形象的鮮明性，使一般讀者感到晦澀難解，產生了“隔”的感覺；第二是全篇講究對仗。詩中十句，分為五聯，對仗十分整齊，類似后來的五律和五言排律。清人劉熙載說：“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藝概》卷二)對五律、五排來說，對仗是必要的條件，這里已開其端倪；其次是平仄協調，音韻和美，這一點《奉和示內人》也已略具雛形，惟其中尚有犯孤平和失粘之處，因此還不能說是標準的律詩。但它早于唐律一百年，在詩歌發展史上，應具有一定地位；第三，此詩的結構，看似散漫，實際上還是嚴密的。起首二句籠罩全篇，為人物設置了活動的環境；三、四兩句蟬聯而來，有一氣呵成之勢。五、六兩句承第二句，七、八兩句應第一句，既做到環環相扣，又能夠疏落有致，使用典過多所造成的窒息氛圍為之緩解，這一經驗很值得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