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東門行》屬古樂府《相和歌》。“代”，猶“擬”，仿作。郭茂倩說：“《樂府解題》：古詞‘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若宋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樂府詩集》)。可見鮑照這首詩雖是依題仿作，但在內容上還是有所發展的，不過“傷離別”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主題。因此要說它的特色，恐怕還在于詩的選材與表現。

《戰國策》中有一則故事，說更嬴與魏王在京臺下，仰見飛鳥，更嬴說：·我可以為君王用無箭之弓射下空中之鳥。魏王不信。一會兒有雁從東方飛來，更嬴引弓虛發而雁落，魏王仍是不知其故，更嬴解釋說：這是一只受傷的雁，因“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創隕也”。詩的開頭“傷禽惡弦驚”，就是化用了這一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惡離聲”——久倦羈旅的游子最厭惡、最害怕的便是離歌之聲。兩句兩個“惡”字，既增強了類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惡”之偏至，這就是人世間之所以有不幸的一個原因吧？第三句的開頭便用“離聲”二字頂上，聲情之急，節奏之緊，直令人難以喘息。“離聲”一出，不僅去者傷情，就連送行的賓客和駕車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淚下，誠所謂“一曲離歌兩行淚”，“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難自持，只見他傷心落淚，揮淚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話別。這幾句由聲而寫到情，由己之情寫到賓御之情，由賓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環往復，層層遞進，把那種兩情互感的情緒、場景和氣氛，表現得一氣貫注，淋漓盡致，以上將離情寫足。下面兩句說片刻的分離都會使人難受，何況是遠游異鄉的長久別離呢！敘議結合指出如此離傷的原因。應該說這個議論也是充滿真情實感的，所以譚元春說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詩歸》)。因果相依，不著痕跡地為詩的上一段作了小結。同時，“異鄉別”又為下一段寫離鄉遠行之況作了準備。這種“住而未住”、“藕斷絲連”的轉接方式，不是很像詞中的“過片”嗎？可以想見詞中的一些藝術手法，在詩人的創作中早有實踐，只不過沒有明確地上升為一種文學形式(詞)中的自覺的藝術法則。

詩的第二段說車兒在漫漫長途上遠行，顛簸搖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黃昏，夜幕籠罩了靜寂的大地，眼看周圍的人家都掩門入睡了，可是遠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頓晚餐。黑夜里，聽著野風呼號，草木哀鳴，更令人肝腸寸斷。這幾句由白天而寫到夜晚，其間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脈絡清晰，豐而不雜，將行役之苦寫得歷歷在目。下面突然插入兩個比喻——吃梅總覺得酸，穿著葛麻布衣總是難以御寒的——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狀，他人難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與“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傷自苦，真切深刻，更為感人；而“必然”又為下文設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別，乃事之必然，無法回避。即使在賓朋滿座，絲竹盈耳之時，憂傷的游子亦無法表現出一絲歡顏，正是“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張謂《送人使河源》)。有時候自己也想長歌自慰，但其結果呢，只有引來更深長的愁恨。這就意味著不論客觀環境如何，亦不論主觀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銷。詩人總是力圖透過離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頓挫的筆法，將詩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詩中的比喻用得靈活生動、自然貼切，有的能領起全篇，有的則能網絡上下，在情理表達，敘事邏輯，章法結構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都須要讀者細細咀嚼，方可領略，所以王夫之說的：“看明遠樂府，若急切覓佳處，則已失之。吟詠往來，覺蓬勃如春煙，彌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倒是頗有體會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