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愿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

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之間，唐初名臣多出其門下，卒開貞觀之治，此說大致可信，但王通講學著述，復興儒家精神，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卻仍是一位極重要之人物。其思想言論，具見《文中子中說》。《東征歌》，是王通僅存之一首詩歌。詩中發舒以天下為己任之遠大抱負，及“道之不行”之深沉悲慨。舊題唐代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記載下此詩之本事，并著錄原詩。錄如下：“仁壽三年(603)，文中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即先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略)。帝聞而再征之，不至。”(《資治通鑒》卷一七九隋仁壽三年條所載略同。)《東征歌》乃王通有為之作，全篇詩歌亦不同凡響。

“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詩用騷體。隋代五七言詩體盛行，作者獨用騷體，以發舒其豪情悲慨，可謂具眼。上句發舒以天下為己任之襟抱，極有氣魄。隋代，結束了自漢末以來三百六十余年分裂混亂之局面，一時大治有望，志士仁人，正當有此氣魄也。下句道出自河東龍門(今山西河津縣)家鄉，西游至長安之行。“遠游”二字，聯系下文“垂翅”、“西飛”之用語，實系以大鵬自喻，可見其豪情。“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上句所道，正是《世家》所記“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之事。下句所言，即《世家》所載“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之情形。通以一布衣而受文帝重視如此，詩言“降禮”，并不為過。“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古人，指的是大治天下之古圣先賢。上言“我思國家”，猶是出游之前事，此言“遂懷古人之心”，則是既受禮遇之事，意脈實已發展，實現理想有望矣。故下句言將為國家建立太平之基業，如古圣先賢也。當時歡欣鼓舞，已是不言而喻。通出身世宦兼儒學之家，家學淵源甚深，早有“四方之志”，求學讀書“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世家》)。《太平策》雖然已佚，但從傳世《中說》，仍然可見通對于古今政治、思想、文化，頗有真知灼見。故詩言懷古人之心，興太平之基，亦非空言。“時異事變兮，志乖愿違。”乖者，違背也。此二句，言情勢發生變化，以致事與愿違。此正是指文帝“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之種種復雜變化。辭情至此，作一頓挫，遂轉入深沉之悲慨。“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道之不行，本孔子語“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龍門位于長安以東，故曰“東歸”。上句自言“知謀之不用也”，用孔子語出之，甚貼切，亦體現出對孔子之深深認同。下句以大鵬自比，言東歸故鄉也。“垂翅”二字，生動狀出當時那一份失望心情之沉重。王通當時不過二十出頭，自然不免失望。但通決非道之不行即退守無為之人，史載通歸，“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而至者甚眾”(《通鑒》卷一七九)，終成講學、著述之宏業，于后世發生重大影響，便足以證明。“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結筆二句，是對于西游長安此行之深刻反思。上句言文帝之不能斷制，不足以有為。所謂“不斷”者，即“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也。通上《太平策》，“帝大悅”而“公卿不悅”，致“謀之不用”，即其不能決斷之證。下句言初實不知文帝之不足有為，致徒勞西至長安。“西飛”二字，仍隱然以大鵬自比。據《世家》載，“通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而再征之，不至。”則“皇之不斷”二句，當尤觸動文帝。然而通已認清文帝之不足有為矣。據《通鑒》卷一七九載，后隋室雖“累征”，通亦終“不起”也。足見通此行長安，對隋皇室識察之深刻。事實上，隋亦終不可為，不過十五年后，即因政治腐敗透頂而告滅亡。結筆二句，反思與憤慨，打成一片，余味不盡。

《中說》載王通之言：“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可見通之重視詩歌，及其對詩歌的基本看法。《東征歌》發舒以天下為己任之懷抱，道之不行之悲慨，選擇騷體，外而符內，故相得益彰。豪情悲慨，皆從肺腑之中流出，不假雕飾，至為真實，故感染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