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華夢》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孫家振，字玉聲，上海人。清光緒末任新聞報館編輯，曾創辦《笑林報》。本書初集三十回，二集三十回，后集四十回。光緒十七年 (1891) 間開始起草。初集、二集有光緒二十九年 (1903)上海笑林報館排印本，后集有光緒三十二年 (1906) 笑林報館排印本，全書有光緒三十四年 (1908) 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本書通過蘇州士人謝幼安和杜少牧在上海一段游歷生活的描寫，表現了清代末年上海城市繁華外表籠罩下的陰暗齷齪。

故事從謝、杜二人欣慕上海的繁盛，結伴離家訪滬開始，引出了一連串的人物和事件。杜少牧年輕氣盛，家財富足，抵滬不久，就迷戀上了上海名妓巫楚云和顏如玉，而楚云、如玉二人只是貪圖杜少牧的錢財，并非真心待他，相反卻同時愛上了常州美男子潘少安。杜少牧在與她們不斷的賭氣、吃醋、甚至吵鬧打砸之中，漸漸明白了真相，加上謝幼安以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耐心誘導，終于幡然悔悟，從此不再和楚云、如玉二妓周旋。而楚云和如玉由于貪戀美貌男子，遭至受騙上當，生意維持不下去，最終一個凍死街頭，一個當眾發瘋。

小說以謝、杜二人的游歷為主線，穿插引伸，納入不少類似杜少牧經歷的故事： 蘇州同鄉錢守愚父子醉心青樓，被盤剝一空，先后險些浪跡街頭; 揚州富商之子游冶之、鄭志和二人濫賭狂嫖，揮金如土，并且同時迎娶妓女做了姨太太，誰料這兩個妓女早就有心算計他們，乘二人不備，將家中所有金錢和值錢衣物席卷而去，游、鄭二人一個病倒在破棧房中，一個沿街賣唱，差點暴尸上海街頭; 上海闊少屠少霞整日耽溺于妓館之中，與人爭風吃醋，不惜一擲千金，家產揮霍殆盡之后，只好拉洋車度日，幸虧得到謝幼安等人的幫助，浪子回頭，最終依靠自己的努力，掙得了一個小康之家的局面; 廈門豪富鄧子通與潘少安為爭妓女而起殺心，持槍暗殺潘少安后，自斃身亡; 常熟闊老夏爾梅年已六十有余，因過于縱欲，導致不可救藥，臨終悔恨，為時已晚。除了以上這些花花世界的受害者以外，小說還描寫了不少混跡此中的騙子、賭棍和流氓等等。作者希望通過這些人和事的介紹，喚醒世人對于上海的 “繁華夢”。

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營建設，呈現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華景象，當時的不少小說對此都有過渲染，李寶嘉的 《海天鴻雪記》可謂刻畫得淋漓盡致： “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盛。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福州路一帶，曲院勾欄，鱗次櫛比。一到夜來，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這個地方，覺得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無有過于征逐者。”如此興旺，如此豪華，賞不完的燈紅酒綠，說不盡的紙醉金迷，無怪乎人們說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無怪乎人們說這里遍地皆是黃金。一時間，年老的、年少的爭相前往，一個個免不了心猿意馬、魂不守舍，“桃花運”似乎并非夢幻之景，發財夢也許轉眼就是現實，上海灘上當時如此暈暈乎乎的人物不在少數。但是，且慢，本書作者要給他們以當頭棒喝，催之猛醒。

作者以過來人的身份，開篇即告誡讀者：“處此花花世界，難免不意亂心迷，小之則蕩產傾家，大之則傷身害命。何況人煙既盛，良莠不齊，詐偽叢生，是非百出。所以煙花之地，實又荊棘之場，陷溺實多，誤人非淺。”因此，他要將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實通過小說的形式告訴大眾。之所以采用小說這種形式，因為它的讀者面廣，效益極大。作者在后集二十八回中曾借改邪歸正的公子屠少霞之口，贊賞戲劇的醒世作用，他本人又托名“警夢癡仙”，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喚醒妖夢”，有益于讀者和社會。換言之，他的小說強調的是社會教育作用。

文學應當有益于社會人心，這是我國古人很早就已提出的觀點，不過因為往往流于說教，或者僅僅在上層社會和知識階層中流傳，影響勢必受到局限。十九世紀末年，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小說的巨大社會功用，紛紛鼓吹提倡，將小說作為宣傳愛國、移風易俗、暴露時弊和開導民心的工具。本書就是當時數百種小說之中，在開導民心方面做得較為成功的一部，出版以后極受歡迎，幾十萬冊一售而空。

作者用小說開導民心，是采用講故事的方式，將繁花似錦的大上海中深藏的東西揭露出來，用形象和事實說話。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要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作者不僅極力描寫那些富公子涉足上海灘前后判若兩人的形狀，給人一種“上海猶如陷井”的強烈印象; 而且著重敘述妓女的手段和騙子賭徒形形色色的花樣，使局外人也能洞徹內幕，不致于輕易上當。例如書中寫巫楚云、顏如玉和阿珍、阿金姐妹等妓女籠絡客人的手段，寫賈逢辰、白湘吟、周策六等騙子賭徒的卑鄙伎倆及其用心良苦，令人觸目驚心，嘆為觀止。

不過，作者有意宣揚惡有惡報等因果報應思想，有意安排讓那些惡妓、騙子互相敲詐，或者讓所謂正義的天火、莫名的惡疾使他們一敗涂地，命歸九泉，有時還讓書中主人公謝幼安等人主演類似救世主的角色，這些都無形之中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暴露作用。換句話說，“大團圓”這種傳統中國小說的結局使本書缺少悲劇氣氛，因而顯得 “醒世”無力。

如果說，暴露上海下流社會妓女、騙子等人的罪惡是作者 “文學有益民心” 思想的主要表現手段，那么，書中對上海社會現實主義的細致描寫則無意中加強了作品的社會教育作用。本書猶如當時上海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各種世態民情、風俗官政的描寫，使我們窺見一個腐敗中國的縮影。

洋人欺侮華人和中國人對于洋人的懼怕，書中屢屢提及。酒鬼富羅手拿馬鞭，隨意抽打路上的東洋車夫，將車夫當作馬匹取樂。在妓院任意打罵妓女、幫傭，沒人膽敢吭聲。普通市民路遇洋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猶如撞見兇神惡煞一般。如后集十回寫藥業賽燈，觀燈的“人山人海，一步路多跨不開來。(謝幼安、杜少牧) 正在進退維谷，只見正中忽然分出一條路來，原來指手畫腳的來了兩個西人，……街上的人不敢擠他，讓開條路由他走去”。謝幼安因此深有感觸，嘆中國人只知欺侮同胞，一遇外人便俱氣沮，真是敝俗”。

與洋人趾高氣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官吏的猥瑣和士兵的無能。書中寫到，城里城外無論發生什么事，只要洋巡捕一出面，中國官員即刻緘口無言，或者溜之大吉。最可笑的是那些駐守上海城的清兵，架在城頭上的鐵炮，沒一門不是土花斑剝、銹跡滿目，他們絕不去擦拭，相反卻將吸鴉片的煙燈和煙槍擦得通體透亮。(見后集十回)

國弱如此，兵弱如此，民弱如此，中國的出路何在? 作者借謝幼安、杜少牧之口，也表示了自己的見解。后集第八回中，改弦易轍的杜少牧決心重到上海求學，謝幼安認為應該學習聲光化電等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而這樣的學問恐怕很難從中國人那里學到，必須求教于西人。不論這種治標不治本的主張是否有益于當時中國的實際，作者這種銳意維新改革，向西方學習的態度畢竟代表了當時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見。

當然，本書作者并非是一個鼓吹社會改良的思想家，他主要還是在采用形象的藝術揭露舊上海下流社會的種種丑惡。作為一個生于上海，長于上海，并且有著十數年“花叢選夢”經歷的過來人，他對形形色色帶有典型上海灘色彩的流氓無賴之人極其熟悉，對妓院賭場之中各色人物的心態及其伎倆格外了解，因此，成功地塑造了混跡上海灘的眾多變幻莫測、卑鄙無恥的人物形象，可以說是本書最為鮮明的藝術特色。

作者習慣采用形象的對比手法，表現那些花花公子涉足上海妓院賭館前后的迥然不同的狀態，給人強烈的藝術震懾力。諸如游冶之、鄭志和、屠少霞、姚景桓等人，都是先寫其如何闊綽，如何揮霍無度，如何得意非凡，后來再極寫他們的狼狽落魄，發人深省。

和這些富家公子相比，流氓、無賴和騙子等人的刻畫顯得更為成功。書中細膩描述了惡妓、騙子害人的手段，如 “淴浴”、“拆梢”、“倒脫靴” 以及“放鵓鴿”等等各種花樣的生動描寫，使讀者對此有一個深刻印象，這也正是作者欲表現 “繁花底下有陷井”的本意。就藝術形象的塑造來說，本書的長處正在于從行動和事實中深入表現這些下流卑鄙之人的心態和特點。如描寫大騙子花小龍和周策六等人算計金子富，騙取他的巨額錢款。事先花小龍如何精心布置，花小龍對社會上各種人物心態揣測得如何準確，扮演各類人物時又如何的維妙維肖，步驟實施上又是如何的恰到好處，書中都作了細致詳盡的描述，使讀者不禁意識到行騙似乎也是一種藝術，同時深刻體會到騙術的可怕。當然，通過這些事實的敘述，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一個生動具體、立體典型的騙子形象了。又如書中一個幾乎貫串始終的人物、騙子加掮客賈逢辰，幾乎無處不在，那些妓女、老鴇、賭徒、嫖客等等都經常不由地要念叨他，利用他，而事實上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愚弄欺騙，卻始終蒙在鼓里。書中對他兩面三刀、人前買好、人后搗鬼的各種手段描繪得淋漓盡致。與此相比，本書人物的肖像描寫顯得平乏和俗氣，壞人的形象總是尖嘴猴腮似的，沒有擺脫傳統的這種老毛病。如寫賈逢辰，“是個瘦矮身材，一張似笑不笑面孔，托腮短頸，兩顴高聳，眼露油花。”花小龍的長相也是“一張削骨臉，一雙小爆眼睛，顴高鼻小，眉重發輕”。這種臉譜化和概念化的肖像描寫削弱了藝術形象的感染力量，和上述生動的心態行動描寫似乎不相般配。

作者幽默諷刺手法的運用也時有成功之筆，譏而不怒，刺而不嘲，淡淡寫來，常常不加褒貶，卻能使讀者忍俊不禁。書中表現蘇州富老錢守愚的吝嗇，寫他初到上海，本欲嫖妓，不料被上海流氓敲詐，只得忍痛回棧房取錢，“急到自己鋪上，拿出一只枕頭式破小皮箱，又在貼身一只肚兜里面摸出個小鑰匙來，把箱開了，一包一包的取出許多洋錢……那包紙上多斑斑點點的起了霉花，一共有十 一個紙包。數來數去，只有三百三十塊錢，尚少廿塊……守愚無奈，又將床上的被頭一抖，用牙齒把封口的縫線咬斷，伸手在被絮內摸了四張鈔票出來”。最妙的是，錢老太聽說丈夫在上海尋花問柳，親自來尋錢守愚，二人吵起嘴來，老太一怒之下吞下生鴉片要走絕路，眾人發現后七嘴八舌商議解救方法，錢守愚不發一言，后聽說有一個善士專門解救煙毒，而且分文不取，“守愚大喜，慌在腰間摸出一個八開洋錢給與學徒，叫他坐了車子快去快來”。活脫脫描畫出一個慳吝之人的可笑。又如寫假洋鬼子賈維新的丑態： 三十左右的年紀，并沒到過外洋，也沒識過西字，習過西語，卻把發辮剪了，充做洋人模樣，在妓院酒宴上大談建獨立旗，撞自由鐘，以革命為宗旨，以流血為義務，不惜犧牲一身，力行民族主義。正當他喋喋不休之時，有妓女向他討拖欠妓院的錢，誰知他竟暴跳起來，說：“我們研究國民界問題的人，不甚研究生計界問題，少了你們幾個局錢，你敢把我甚樣?”作者對于假洋鬼子真無賴假斯文的無情譏諷，正是通過這樣客觀的敘述表現的。

總的來說，本書主要還是描寫舊上海的妓院賭館生活，尤其妓女，作者似乎將她們看作罪惡的淵藪，因此常常無情揭露嘲弄。當然，作者也看到了某些妓女受害的事實，并在書中作了如實的描述，而且書中那位多愁善感、忠于丈夫謝幼安的妓女桂天香正是作者愛妾的原型，可見他確實也認識到妓女被害和害人的兩重性，以及她們偶爾顯露出來的真誠愛情和人性。不過，由于歷史和思想的局限，作者對妓女生活揭露多而同情少，認為男人嫖妓天經地義，而娶妓女做妾似乎是做了大好事，妓女娶回家中，絕不能有越禮僭份的舉動，等等等等，說明本書的思想性并不高，因此社會教育意義也就不大，它的可貴之處，主要還在于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上海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