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天雷》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藤谷古香著，作者原名孫景賢(1880—1919)，字希孟，別號龍尾，江蘇常熟縣人，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科畢業。另有 《龍尾集》、《梅邊樂府》等詩集。十四回，光緒二十九年 (1903) 上海大同書局初版，光緒三十年 (1904) 海虞文社再版。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四卷》 收入。



昭文縣大東門外梅李鎮寒士荀彭字北山，五歲時父母俱亡，由兄嫂撫養，十五歲時兄長又病故。十七歲時同邑姜老學士攜之進京，又代他納監，在國子監肄業。后姜老先生回鄉，北山不愿歸，遂住京城常昭會館賣文過活。北山有同鄉京官知交四人，一日同游陶然亭。北山偶遇一妙齡女子，便單相思起來。友人覺北山已到當婚年齡，存心為他物色。適韓觀察進京，便以女相許，允北山金榜題名時完婚。北山發憤讀書，連中兩榜得為翰林。不料韓女一病而夭，北山痛失良緣。時值中日戰爭爆發，京城震蕩，北山隨友回鄉。經鄉誼做媒，北山得娶蘇州巨紳貝季瑰之女。但因新婚之夜北山見新婦美貌而喜不自勝有些失態，被新婦目為瘋子遂至遭嫌棄而拒于門外，北山又遭意外刺激痛不欲生，自殺未遂。中日議和，友人籌金資助北山赴湖北謀差，途經上海，遇蔣占園、魏古軒，從蔣、魏處得知康有為欲變法事，而蔣、魏對康極卑視。

古軒回公館時瞎燈黑火中遇仆人馮的兒行跡可疑，驅逐之。馮投妓女賽金花處得識嫖客熊老爺。熊欲往衢州，便雇了馮。熊本受聘于衢州大戶羅家。這羅家的一切，本是三百年前明末華家莊。因明末大亂華家逃散，羅家遂占有了華家莊。羅家傳至第八代，由姨太太賽西施當家，已顯頹勢。華家后裔華復疇意圖復仇奪回祖業， 潛入羅家與賽西施的兒子羅干蠱建交， 后為賽西施發覺囚禁干蠱，復疇逃往上海，經友人介紹成為洋商維愛司的書契(按即書記員)。正當華復疇隨維愛司游覽長城時，荀北山也在長城上發感慨。

再說北山離家后到了漢口，第二年又進京考散館，授職翰林編修。經同鄉京官羊都介紹北山在宗室年映家教館。此時同鄉好友也陸續回京，聽戲上館子時相過從。這期間正是戊戌變法進行之中，但不久政變發生，太后垂簾，菜市口六君子被斬。據說羊都便是出賣新黨的罪魁之一，北山大憤，認為此人給常熟人丟臉，必得再出一位忘身為國的大忠臣才能洗此恥辱。北山辭館回鄉，再到蘇州，不意竟得到岳丈的二十七條規約，不準他進門。北山一氣攻心，幾乎死去。經友人勸，北山同意入川謀差，但在重慶行李失竊，弄得狼狽而回。友人氣頭上對他說：“你骯骯臟臟活在世，倒不如尋件轟轟烈烈的事，死了罷!”這一下倒觸動了北山的心。北山從此閉門拒客寫成一道奏折，要慈禧歸政，懲辦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兇。他要大學士徐桐代遞奏折，遭到痛斥，又遭同鄉友人堅阻，遂將此奏折交兩位仰慕者在《國聞報》發表，轟動一時。因此北山被捕下獄，先囚于常熟，再轉蘇州。幸得友照料，北山未吃多大苦。庚子事變后和議成，北山始獲釋。常熟諸友宴飲，把酒行令，有人抽鑒得 “轟天雷凌振，”以北山作比說北山那道奏折正如轟天霹靂。小說命題即源于此。

這部小說所寫荀北山事，實是沈北山事，可視為一部近事小說。沈北山(1870—1909)名沈鵬，初名棣，后改鵬，字北山，江蘇常熟人，光緒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因戊戌政變后痛于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害，上書痛斥權貴，請求慈禧太后嚴懲榮祿、剛毅和李蓮英，遂被削職下獄，后憂憤而死。小說發表于1903年，當時沈北山尚在世。這或者是作者有所忌諱而化沈北山為荀北山，且托名 “藤谷古香”這個日本式名字的緣故。

但小說中的荀北山除上書要求慈禧歸改和嚴懲三兇一事外，思想行為都很平常。作者大約借這一事件發自家感慨，因而其立意卻頗有特征。在作者眼中，中國官場和文人社會本是個昏昏的世界，反倒是被人們目為 “瘋子”的荀北山能有勇氣說些真相和敢于斥責權貴。正如小說第十四回所說：“其實他雖瘋，是勝于不瘋的。”而小說的立意也就在此。但這又是一個多么可悲可笑的現實：人不被逼到象荀北山這樣發 “瘋”的地步，就只能昏昏噩噩。換言之，整個世界是這般地顛倒錯亂，以致被逼得發了瘋才反倒清醒。作者對這一點的感慨頗是明白而深切。即如書作者序中所說：“阿員感焉，遂得狂疾，放眼再眺，不復睹人形，惟見二足蚩蚩者奔走不息，聚于眼前，百丑畢現，莫可名狀，若是者，畢其生也已。”以“狂疾”之人看世界，這世界并非人的世界，只是“兩足”動物世界，丑惡不堪。自然，以這個兩足動物世界的眼光看待清醒者，他便就是“狂疾”。

能看出那個社會的顛倒錯亂來，這只是作者的眼光和感慨，小說也是本此來處理題材和立意的，但這并不是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現實。這是這一部小說具體敘述的一個特點。

小說基本上是以荀北山的活動時空和思想情感的轉換為情節線索展開的，并且盡可能把它與從中日戰爭到庚子事變這段時間發生的大事件聯系起來。荀北山幼失雙親，長失兄長，他是一個貧寒的孤兒?？恐l誼的照顧資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他也象未經變革的中國傳統文人一樣，走著學以致仕的人生道路。這條道路如果走得通，可以通達富貴兩全、名利雙收的境界。荀北山也懷著這樣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在未經變革的中國文人和仕宦社會里，既是正常的也是平庸而當然的。

然而不幸，荀北山所遭受的重大挫折首先來自婚姻問題。作者有意突出了荀北山在這個方面所遭受的心理刺激。北山有四個同鄉京官知交，他的生活和活動所需要的金錢幾乎都來自這四位朋友的資助。他們也相當了解和同情他。他們同游陶然亭，誰知北山對一個偶然相遇的漂亮姑娘不由自主地一見種情，仿佛 “入魔”一般。在那樣禮教盛行禁絕女子社交的社會里，這一類單相思對于青年男子本不足怪，只是荀北山的渴望是如此執著而不能自我消解。這里用不上愛情這樣的近代字眼。對于了解他的朋友們而言，他們知道他已經到了必須盡快解決婚姻問題的年齡了。然而荀北山的不幸也就從這里開始。因為一談到婚姻，社會上早已存在著一套選擇標準。韓觀察是北山知交的舊友，他好在發覺北山有才，而有才就是考得功名的基礎，所以他答應把女兒嫁給他，但條件非常明確： 北山必須金榜題名時才可完婚。這個許諾立即化為北山苦苦揣摸八股文以求取功名的內在動力。果然苦功不負人，他得中進士點為翰林。然而正當他得意之時，韓女卻病死了。這好比熱極時當頭一瓢冷水，北山的希望落空。進士、翰林只是一種資格，在獲得實差之前，也只是一個空名，改變不了他貧窮的處境。然而北山既然有了這個世俗眼光所仰慕的功名，他自己的擇偶標準也相應提高。北山并不是個超俗的人。鄉誼做媒，要他與蘇州巨紳貝季瑰之女聯姻，北山 “知道貝家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巨紳，如何不愿意呢?！?(第三回) 但這一次重新喚起的熱情和夢想到了新婚之夜卻換來更大的失望：



且說北山那一晚上到新房，見貝小姐已更便衣，穿著一件狐皮花緞緊身，正在卸妝，真的人如玉立，貌比花妍，心中喜歡極了，不覺將從前的呆態齊露出來，不管丫環在旁就瞅了兩眼，走近貝小姐身前，看了又看，哈哈笑了一回。



此一“呆態”雖然僅僅屬于情不自禁，對于荀北山這樣渴望成婚的人來說，并非不自然，然而在貝小姐、丫環乃至貝家上下卻視為“瘋子”。從此，荀北山和貝小姐的婚姻名存實亡。而后，貝季瑰竟向北山提出二十七條規約，拒絕他進門。這對北山來說，幾乎構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失望和恥辱，使他企圖自殺。但這樣的打擊并沒有喚醒他，從而推動他反省自己的人生觀和人生道路。自殺未遂后他仍然試圖在宦途上謀生，雖然也仍然處處碰壁。比起甲午戰爭以后中國知識界的巨大變動和對科舉制度、專制主義的猛烈攻擊來，荀北山只是走在傳統道路上的一個平庸的文人而已。他絲毫沒有甲午戰爭后的新學氣息，而沉湎于無可挽回的對貝小姐的思戀，又使他灰溜溜而無力自拔。那么象這樣的精神狀態的荀北山，怎么會成為“轟天雷”呢?

直接的原因便是他的失戀和落魄：



且說北山進京的時候，心神焦躁，言語模糊，仲玉見他情形狼狽，便也埋怨幾句。無奈北山總掛念貝小姐，仲玉便痛罵了一頓，到后來說： “你骯骯臟臟活在世，倒不如尋件轟轟烈烈的事，死了罷!”這句話倒觸動了他的心，便立刻搬到會館中來。



搬到會館中去后便是寫奏折。這道奏折的內容在戊戌政變以后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和大肆查辦維新志士的嚴重局勢之下，確實是大大觸犯時忌的，因為奏折要求慈禧歸政光緒帝，嚴懲當時最有實力和勢力的榮祿、剛毅和李蓮英。在當時的北京的嚴重的政治壓抑氣氛中，說它猶如一聲霹靂，并不為過。但是很可惜，北山此舉的動機實在太可悲了： 他只是在戀愛失敗生活落魄后的為求得一個轟轟烈烈的“名”，——一種變態的名譽心而已。所以荀北山不顧一切阻撓，敢于痛罵不肯代遞奏折的翰林院大學士徐桐包藏禍心，甚至不惜冒連累鄉誼友人的危險，大鬧著偏要上折。終于由于兩個仰慕者的幫助，這道奏折得以在《國聞報》發表。凡是了解那個時代的輿論的人都會了解到，《國聞報》敢于發表這道奏折，包含著更多的意義，至少報紙編輯者不會比荀北山膽小。據小說中說，天津《國聞報》當時的主筆是蔣觀云，而蔣觀云正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新學政論家和學者之一。比起他來，荀北山可就差得遠了。而小說作者對荀北山此舉動機的描寫可謂嚴肅也深表遺憾：



北山自見過了 《國聞報》，便將回京上折的心事沒了?？垂伲@是什么緣故呢?作者嘗聞倚虹樓贈北山詩，有二句道：“此身無長物，未死是名心”。北山這回不顧生死，上書言事，原是求個名，所以徐桐說要參革他，他卻不怕，就怕不允代遞。今見已登了 《國聞報》，弄得已是天下共知，就與得達九重差不多了。所以把回京的心事放下，卻又想起貝小姐來，從前曾說過在京得法了便接他進來團圓安樂，如今翰林衙門是再不能去的了，那里還望得登天見日、披紫賜金呢?便覺此次上書，倒害了自己。又想貝小姐聞知此事，定要擔愁受嚇，又害了貝小姐，便十分懊悔起來。這是名欲交戰的時候，弄得一無頭路。(第十二回)



荀北山，也仍然是猶如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嚴復對中國傳統文人所分析的那樣： 患得患失。

然而正因為他是個患得患失的平庸之輩，正因為他由婚姻悲劇和生活落魄所刺激出來的 “求名”心導致的勇氣，才使他暫時擺脫了患得患失的軟弱，成為那種壓抑氣氛中的一個“霹靂”——似乎只有被逼到不顧一切的發狂狀態時，才有勇氣說幾句真話。這是一個可慘的悲劇，甚至帶有鬧劇的色彩，荀北山因此而成為那個庸俗窩囊的文人社會和仕宦社會的烏七八糟泥潭里的一個亮點，在 “兩足”動物世界里發出一點人的聲音。而這，也正是作者別具只眼和感慨深沉之處。

戊戌變法最悲壯的一幕——六君子被斬，在小說中得到了正面描寫，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在文人士大夫中卻很復雜，暗中壓抑的、激憤的、見風使舵的、麻木不仁的都有。下面這一段描寫可見作者的感慨：



……元伯道：“前日吾見王次弢，說也可笑，他近來竟變了一個人了，從前說變法，如今豈但自己不說變法，還罵別人說變法是亂臣賊子呢!吾聽不過了，一日他請我在永安堂吃，又聽他議論康黨一回，吾也不管眾人在座，就問他貴姓臺甫，他笑說吾得了瘋疾。吾說吾并不瘋，吾朋友中沒有這人。他笑說： ‘你不認識王次弢么?’ 吾故作大驚，說道： ‘王次弢是上過條陳、講變法的，怎么如今變了一個人似的?還恐怕你冒他的名，吾決不信!’ 虧他老臉，回說道：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之非，是勇于改過的?！闭f得仲玉、北山大笑。



像王次弢這樣的聰明人在戊戌政變后的政治高壓下本來就大有人在，也維獨這號聰明人能活用孔圣人語錄，將圣道變得無不適于己用，他們也最適于生存。相比較之下，荀北山就顯得耿直而富于傳統的正義感了。這是北山性格的另一面。他缺乏中國傳統文人和仕宦社會的虛文禮義修飾，不善周旋交際，而顯得憨癡本來就是他婚姻悲劇和生活落魄的一種原因。當他聽說出賣維新志士的罪魁禍首中有他的同鄉羊御史時，他的此一耿直的性格便在政治方面表現出來了。他發恨道：“常熟既出了一個巨奸大猾，罪魁禍首，必須再出一個為國忘身的大忠臣，方給吾常熟人爭氣!不然，吾們的臉子都辱沒盡了!”這雖不免于帶有迂腐的色彩，然而這迂腐而耿直的激憤也使他暫時擺脫患得患失的俗氣。當他由婚姻悲劇和生活落魄所刺激出的 “求名”心導致的勇氣，把他暫時從平庸提升出來而不顧一切時，這種政治的激憤便灌注為他上奏折的具體內容。他要求慈禧太后還政于光緒帝，嚴懲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兇，這也恰好是戊戌政變后的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的一項要求。只是康、梁們躲在日本喊，比較安全罷了，而荀北山在京城里喊，則有生命危險。

有人說，天才就是瘋狂，當時的章太炎就曾自稱“章瘋子”。而荀北山也只是處在瘋狂狀態時才敢于喊出幾句老實話，當他清醒時也只不過是個患得患失的庸人。而且，也只有當他瘋狂時，竟獲得輿論所賦于的“忠臣”之名。

“其實他雖瘋，勝于不瘋的?！弊髡叩母锌?，以及這部小說還值得一讀，便主要在這里。當然，“瘋”雖勝于“不瘋”，主要是與那個未經近代化變革的中國傳統文人和仕宦社會盛行的那種巧滑的明哲保身氣習相比較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