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梼杌萃編》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誕叟，即錢錫寶，字叔楚，杭州人，生平事跡不詳。十二編二十四回，首有 “緣起”，后有 “結束”。成書于清光緒乙巳 (1905)。鈔本為十二冊。民國五年 (1916) 漢口中亞印書館排印本，首丙辰(1916)仲春懺綺詞人序和聞妙香主人(即作者之兄錢錫)題詞 《鶯啼序》。另民國七年 (1918) 武昌鉛印本題名為 《宦海鐘》。1989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整理出版。

書敘南通州秀才賈端甫在錢糧師爺龍鐘仁家處館，與知府衙內增朗之和師爺之子龍伯青外出狎妓，因寒酸遭冷慢奚落，心懷嫉忿。夜見龍府管家毛升與伯青庶母楊姨娘私通，楊為堵其口深夜上門自薦枕席。賈始則挑逗猥褻，繼則念及功名聲譽，將楊斥走，博得 “坐懷不亂”美名。不久考中進士，因逢迎有術，深得軍機大臣寵信，并娶曾被伙計誘奸的布店掌柜之女周似珍為妻。龍伯青為謀父親遺缺，將年輕美貌的庶母楊姨娘、豆蔻年華的妹妹玉燕和嫵媚風流的妻子水柔娟拱手讓給增朗之縱情玩弄，后丑聞敗露遭貶逐，病郁而亡。家產被毛升騙掠，弟弟研香被拐賣學戲，得觀察葉勉湖賞識，納為“八姨太”，楊姨娘母女流落煙花。增朗之受父嚴責，捐款到廣東做官。范星圃新舊學雜揉，辦事干練，極受軍機大臣器重，平步青云，娶富孀之女華素芳為妻，進而奸占小姨華紫芳，后升任湖南臬臺，瘋狂搜捕緝拿革命黨人，手段殘忍，積怨甚重。任天然繼范星圃任廬陵縣令，方知范全憑主觀斷案，辦事圖名不實，無奈只得一一重新糾正。任因拒賄藩憲被罷職，后雖起復，又因不肯再繼范星圃之任棄官寓居上海，結識妓女顧媚薌，兩人一往情深。王夢笙戀慕老師新寡之女謝警文，得妻相助如愿以償，攜謝來滬，與任天然及賈端甫之同窗達怡軒結為好友，三人皆性情真率，不拘禮法。任天然上司全似莊來滬買軍火，既外行又無能，適逢其侄全禹聞從英國發跡歸來，受賄后為其叔定貨。增朗之進京途經上海，邂逅做了妓女綽號“滿床飛”的龍玉燕，重修舊好。范星圃為謀奪華家家產被參罷官，審出與妻妹之奸情，華家家產全部判歸他人，華紫芳被官府公人輪奸后賣入娼門，岳母氣死，妻子華素芳因母亡妹去、幼子夭折哀痛而亡。增朗之升任漢陽知府，趁下屬高師爺過足煙癮迷糊之際，當其面引誘并多次奸污其妾祝眉卿，被高察覺，眉卿被逼自盡。適賈端甫新任湖北臬臺，對增當年譏諷自己懷恨在心，借機將其發配塞外充軍，玉燕隨往。增妻猶氏長期與侄猶蔚亂倫，與增妾同歸猶蔚，甘居妾下。賈端甫管家張全雞奸仆人柏義，柏義則誘奸其女小雙子。柏義即當年誘奸周似珍的伙計白駢儀，遂與周氏鴛夢重溫。周氏向柏義控訴賈端甫對自己殘酷的精神虐待，柏義進而奸污周女賈靜如。柏義行徑被張全看破攆逐。周氏不堪長期精神折磨而瘋癲，靜如難耐被逗惹起的性欲竟鉆進胞弟的被窩。張全薦女兒小雙子入內侍疾，與賈端甫勾搭成奸。周氏慘死，賈為顯示自己的“遏欲之功”，雖與小雙子長期同居卻不正名納娶。范星圃走投無路往依賈端甫，恰逢賈失寵貶為甘肅臬臺，遂同赴京師。途經彰德府時遇賈昔日仇家雪恨，值賈外出訪友未歸，范誤被重傷，靜如與小雙子遭輪奸。范不治而亡。賈端甫與全似莊結親，新婚前日靜如與將做新郎的弱弟白日交媾，致使弱弟身亡。賈獲知內情，將女兒倉促嫁與候補縣令史五桂為妾，靜如受史妻百般搓磨凌辱，后被逼賣身。張全用毒計“捉奸”，訛去賈端甫歷年宦囊八萬兩銀，攜妻女赴滬，在天津巧遇柏義，欲贅為婿。柏義見財起意，將張全推下海，騙走十萬銀兩逃往漢口，后被姘頭之情夫謀害。小雙子淪為娼妓。全似莊與親女關系曖昧，逼死小妾，因所買軍火質劣不堪使用解組追賠而傾家蕩產。賈端甫煢煢孑立，兩手空空，獨自往甘肅赴任。任天然納娶顧媚薌，看破官場，絕意仕途，舉家遷至親家吳伯可家鄉泰州，買田置產，安葬范星圃并妥善安置其遺妾玲兒母女。自在如閑云野鶴，淡泊自甘，俯仰無求。后與王夢笙、達怡軒各攜愛侶游歷嵩、衡二岳，寄情山水，逍遙自樂。

小說真實藝術地再現了清季封建官場、仕林和工商界腐朽庸俗、放蕩淫靡的生活，暴露了上至軍機大臣、總督、巡撫，下到臬司、知府、縣令以及資本家、管家、奴仆對權勢、女人和金錢瘋狂的追逐和強烈的占有欲，鞭撻了殘忍冷酷、毫無人性的封建專制和沽名釣譽、極端虛偽的官場風氣，揭示了 “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物極必反這一封建社會的本質特征。此外，作品還透露出鴉片戰爭之后西方資產階級政體和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等各種思想對晚清社會政治、經濟特別是倫理道德、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表現了作者對封建專制思想的強烈不滿和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黨人的深切同情。從這幅真實豐富、生動形象、內涵深刻的晚清官場全景圖上可以看到，堂堂軍機大臣居然同兒媳扒灰; 道貌岸然的知府卻與親生女兒不干不凈; 不少官員平日貪污公款，中飽私囊，造成巨額虧空，為免受參劾，保住烏紗，不惜將妻女送給資本家蹂躪，以求得借款，而資本家則公然宣稱是“以財易色，公平合理”;上司玩弄下屬的妻妾，母女共事同一個姘夫，叔嫂亂倫，姐弟作愛，姑侄通奸……，這個社會已經糟朽到何種境地! 范星圃官運亨通，不幾年便從七品縣令爬到正三品的臬臺，又占有了華素芳、華紫芳兩位美女及丫鬟玲兒，并攫取了華家豐厚的家產，權勢、美女和金錢都得到了。但他猶嫌不足，企圖謀得華家更多家產，激怒華家另一姨太花巨款狀告其奸占妻妹、霸爭血產，被參革職聽審。這顆政界耀眼的 “新星”頓時黯然無光，家破人亡，眾叛親離，靠山山倒，靠水水干，走投無路，舉目無親，成了一條喪家之犬。江西藩臺譚梧崦向萬安知縣任天然勒索三千兩銀被拒，便尋隙將其黜免，后來終于垮臺，女兒墮入青樓。老奸巨滑的管家張全，以女兒身體為誘餌，玩弄“捉奸”把戲，敲詐走賈端甫歷年為宦的全部積蓄，然而恰恰是這筆巨額不義之財，使得張全葬身大海，女兒也淪為煙花妓女; 而謀財漁色的柏義最終也因財色亡身。增朗之、賈端甫的所做所為和命運結局也頗為類似。這一系列悲劇人物的悲劇命運都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的內在動因。這一幕幕體現封建社會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人生法則的生動鬧劇，蘊含著深刻的禍福所倚、樂極生悲的生活哲理。小說在充分暴露黑暗的同時也透露出一定的亮色，尖銳地抨擊封建專制主義，也鮮明地表現出對民主與自由的熱切向往，充分肯定并熱情贊頌了任天然與顧媚薌、王夢笙與謝警文之間不以金錢和占有欲為主要目的的建立在情投意合、心靈相契基礎上的愛情婚姻。當然，作品并未否定男權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既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也是一夫多妻制向一夫一妻制過渡的真實反映。作品對形形色色的社會弊端廣加痛砭，對封建制度的某些局部進行了大膽觸及，對舊民主主義革命寄予了深切同情，對清政府的殘酷鎮壓表示了極大的義憤，然而作者對革命進步的社會意義還缺乏深刻認識，這種同情和義憤較多地出自人道主義思想，沒能根本否定這個罪惡腐朽的制度，對當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和各種新學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因而顯示出作者的政治傾向和社會理想仍有些保守，使得小說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未能獲得進一步開掘。

作品的藝術成就首先體現在成功的人物性格刻劃上。全書約25萬字，卻涌現出近二十個性格豐富復雜、個性鮮明獨特、彼此判然有別、不易混同、富有藝術魅力的人物形象。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內核中，個性大大多于共性，主要特征十分突出，占據性格的主導地位，從而使形象有血有肉而不蒼白，飽滿豐實而不干癟，具有歷史環境所賦予的時代特色和深刻內涵。其中尤以賈端甫、任天然、范星圃、增朗之、全似莊、張全等塑造得出色。賈端甫是最先出場的主要人物，他的出場描寫非常精采。在與紈绔子弟增朗之、龍伯青等人外出看會冶游狎妓時，因寒酸遭冷慢奚落，內心對妓女小銀珠既傾慕愛戀，又忿恨鄙薄;對增朗之既艷羨眼熱，又妒忌吃醋; 對自己既自慚形穢，又自我解嘲，最后匯合為一種強烈的欲望： 勵志進取，改變地位，做人上人。楊姨娘夜半登門，他始而受寵若驚，繼則調戲猥褻，并剝下楊姨娘的衣褲; 當楊春情蕩漾、玉體橫陳之時，他從這過分的舉動中突然領悟到楊并非愛慕自己，而是要封自己的口，念及今后與楊之情夫的爭風吃醋和自己的聲譽功名，最終臨崖勒馬，斥走楊姨娘，做了一次“正人君子”，博得“坐懷不亂”美譽。賈端甫在京時深得厲大軍機賞識，增朗之拜訪他時送銀五十兩，被賈嚴拒，又獲“暮夜卻金”之美名，實則行賄高明，受賄巧妙，既坐享非分之利，又沽名釣譽，往臉上貼金。大庭廣眾之中，雖妓女環列，滿堂紅飛翠舞、玉動珠搖，卻正襟危坐，目不邪視，然而回到上房內室，白日飽受壓抑的情欲便要在妻子身上得到加倍的補償和瘋狂的發泄，甚至變態地逼迫妻子做那些連“娼妓所做不到”的事。妻子被逼瘋后，他奸占了入內侍疾的管家女兒小雙子; 妻子死后，他雖與小雙子長期同居卻拒不正名納娶，目的是為了向外人炫耀自己有“遏欲之功”。這些描寫非常生動傳神地摹繪出一個極端虛偽自私的偽君子的形象，可謂力透紙背，入木三分。

任天然是個十分難得的心地善良、精明強干、老練沉穩的下層官吏，雖久處官場，不免沾染一些世故圓滑之氣，但他從不禍害敲詐百姓，反倒常常顧念百姓的艱難，默默地為百姓糾正前任造成的冤假錯案。他對上不諂媚，對下不欺凌，譚藩臺向他索要三千兩銀子，他寧可撤任也不趨奉，為官清廉忠直，為人豁達爽朗，胸襟寬廣。他對范星圃頗為不滿，但范死后，他幫助玲兒安葬范星圃，又與玲兒結為兒女親家，并帶玲兒母女到泰州安家，玲兒此刻既無權勢，又無錢財，任天然對玲兒亦無絲毫邪念，這其中固然有他妻子的作用，但也充分展示出任天然人性的美好和人格的高尚。此外，王夢笙、達怡軒、曹大錯諸人在如此污濁虛偽的環境中，也依然保持著慷慨正義、磊落真誠的可貴品格，他們身上較多體現出尚未被封建制度和傳統道德禮法所完全泯滅吞噬的善良本性。曹大錯是中國小說史上頗為罕見的狂放狷介之士，面對炙手可熱的權貴，鋒芒畢露，無所顧忌，敢于直陳其為官之失和人品之缺，語言之尖銳深刻、不留情面，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對勢利虛偽的官員，其諷刺貶斥尤為犀利尖刻、一針見血。談吐率真豪放，舌粲生花，震聾發聵，酣暢淋漓，讀之如暑日啖冰，頓覺回腸蕩氣，意爽神清。

小說在人物性格刻劃上并不平均使用筆墨，不到展示其性格的恰當時機一般不輕易用筆，時機一到則濃墨重彩，縱筆直書，故許多人物雖落墨不多，卻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周似珍出場僅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一個情竇初開、有著朦朧的性的渴望因而受騙失身的少女形象。嫁給賈端甫之后，作者似乎將她完全遺忘了，在相當長的時間進程中幾乎不置一詞。然而，隨著柏義再次闖入她的生活，她的那顆被長期凌虐摧殘而枯死的心又復活了，面對昔日的情人，素日罕言寡語的周似珍滔滔不絕，口若懸河，放聲哭訴了忍受十幾年的非人待遇和精神苦難，如同沖決山峽長期堵截的洪流，一瀉千里，勢不可遏。這與《紅樓夢》中賈迎春的性格描寫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賈迎春系大家閨秀，又是向嬸娘訴說丈夫對自己的虐待，語言文雅含蓄得多;周似珍是花布店掌柜的女兒，是向自己的情夫哭訴，故語言粗野、潑辣、外露，內容也無所顧忌，這完全符合各自的氣質教養、身份環境。如此精彩的人物性格刻劃，晚清小說中是不多見的。

在人物形象描寫上，小說存在 “寬于真小人，嚴于偽君子” 的主觀色彩和天理報應的思想傾向，但由于遵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摒棄了荒誕不經的藝術構思和虛幻浪漫的表現手法，注意將人物放在特定的時間空間環境，依據生活邏輯和性格自身發展的邏輯，合乎情理地流動演變，因而擺脫了簡單化、概念化、雷同化傾向，自然平實，人各一面，雕琢之痕較輕。好人不全好，也寫出其消極丑惡的一面; 壞人不全壞，亦恰當展露其積極美好的一面，從而使人物性格豐富復雜，呈現出多重性和流動性。賈端甫是個極端虛假偽善的反面人物，但當范星圃落難失勢后投奔自己時，他并未象許多勢利小人那樣冷漠無情，而是一如往日，熱情相待。范誤被重傷后，他請醫問藥，悉心照看，直到其去世。范星圃也是作品主要針砭對象，他熱衷功名，為升官可以不顧一切，但他為官并不貪婪，不屬于搜刮民財、貪贓枉法一類，因而當岳母家產失去后，他宦囊空空，幾乎成了窮光蛋。而任天然、王夢笙、達怡軒、曹大錯等人也并非道德高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們的私生活格調都很低下，頻頻出入于青樓妓館，留連于醇酒婦人，追歡買笑，放蕩不羈。只是他們不沽名釣譽，不虛偽做作，其所做所為并不比自己的靈魂更骯臟，表里如一。他們的性格中善大于惡，美多于丑，同那些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偽君子相比，顯然高尚得多。

諷刺手法的巧妙運用是本書的另一個顯著藝術特色。小說深得《儒林外史》諷刺藝術之三昧，諷刺尖刻而不淺薄，夸張而不失真，鞭辟入里，一針見血，自然妥貼，耐人尋味。如第七回先從正面寫太史魏琢人 “言坊行表，趨向必端，洵不愧為學界津梁、師儒表率”，繼而當魏太史向賈端甫自我吹噓正起勁時，管家送來一封信，原來是其妻何碧珍私奔出走前留給他的，信中極為尖刻地揭露了一向自我標榜孝悌清廉的魏琢人： 平日 “高堂之甘旨常虛，而主人之樽盤必備; 德色誶語， 時中傷乎庭幃; 側帽扶輪、徒飾觀于戚”; “侍疾曾無嘗藥之誠，枕塊猶戀桑中之好”; 兄弟患病時，“不求芣苡，俾荊樹以重榮; 轉燃豆其，致棠華之遽殞，遂得獨攘腴產，猶復侈說兼祧” ……，此外尚有不堪為外人道知的“中之羞”。何碧珍的這封信無情地撕下了魏太史的假面具，使其卑鄙齷齪的靈魂得以徹底曝光。同時，其妻的私奔行為對剛剛宣稱“妻子不受丈夫的約束，那還成個甚么人家”的魏太史來說，也是一個極為辛辣的諷刺。這種精彩的諷刺描寫，堪與諷刺藝術典范的 《儒林外史》相媲美。

小說的結構藝術也非常值得稱道。作品師承借鑒了 《水滸傳》的藝術結構方法，以若干主要人物的經歷活動為經，以他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糾葛為緯，某一回或數回集中描寫一兩個主要人物，隨著主要人物陸續登場，彼此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糾葛也越來越復雜，故事情節逐步展開演進，盤根錯節，經緯交織，形成謹嚴完整、前后貫通、統一和諧、脈絡清晰的網狀結構。主要人物的經歷、命運和結局互為因果，相互綰結，不可或缺，彼此密切有機地聯系著，牽一發而動全身，通體皆活。敘述有條不紊，井然有序。伏筆伏線運用得體，頗有《紅樓夢》“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之趣。如柏義第二回首次出場，誘奸了周似珍之后被周父攆走，作者暫將其擱置一旁儲存起來。到第十四回再次出場，引出與張全、小雙子、周似珍和賈靜如錯綜復雜的糾葛，如投石入水，激起層層波瀾，并為后文埋下伏筆。第二十三回柏義又一次出現，致使發了一筆橫財而驟富的張全、小雙子一家人的命運發生巨大變化。柏義這個著墨不多的人物的幾次穿插出場，都使故事情節風云突變，大起大落，跌宕起伏，雖非情節主線，卻勾連、綰系和影響著主要情節線索，前后貫穿，左右映帶，搖曳生姿。缺少任何一環，都會使前后情節失去依托、照應而難以存在。此外，本書的結尾亦新穎別致，蹊徑獨辟，不落俗套，令人有意料之外、耳目一新之感。

藝術上的缺憾主要是敘述和議論較多，其中雖不乏精彩之處，但總的來說不成功，也不可取。有些議論、敘述過于冗長，偏離情節進程之外，拖沓枯燥;此外某些頭緒頗覺蕪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審美價值。但白璧微瑕，不足掩其瑩潤光潔，本書仍然是一部為晚清小說增添光彩、在中國小說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