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

逸民古已有之，指隱逸的人才。古代的君王頗為重視將隱逸的人才延請出來參與國政。傳說中的許由、巢父、伯夷、叔齊都屬于典型的逸民，伯夷、叔齊寧可餓死不食周粟，巢由洗耳的傳說，均表明了他們不肯做官的心志。正是因為上古時代的逸民多是難得一覓的杰出人才，享有崇高威望而又不屑于做官，故而當政者才總是把他們鎖定為延請的目標，譬如堯帝再三延請許由出山。孔子則把舉逸民看作是執(zhí)政者贏得民心的重大舉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

西漢末年，竊國大盜王莽篡漢之后，許多有氣節(jié)的士人因不肯與王莽合作而做了逸民，有的甚至在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后也不肯改變初衷重新出山做官。《后漢書》專門開辟《逸民傳》來記載他們的事跡，嚴光和王霸皆名列其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qū)區(qū)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愿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tài)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輿嘆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征，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谷千斛。

上述文字雖然簡約，卻將嚴光的性情舉止描繪得栩栩如生。后人多關注高士嚴光和昔日的老同學光武帝劉秀同床而眠，將腳加在劉秀肚子上一節(jié)，關注他謝絕出任諫議大夫而恭耕于富春山、垂釣于富春江。其實，就表達其人生志向而言，面對光武帝劉秀的真誠邀請，志在深山的嚴光的簡短回答足以說明一切：“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借遠古時徳隆望崇的堯帝延請巢父出山繼位（或做九州長），而巢父一口回絕，并臨水洗耳的典故來陳說自己的心志，嚴光令老同學徹底絕望，于是，一代天子光武帝劉秀無可奈何，只能“升輿嘆息而去”。

巢父、許由在晉人皇甫謐《高士傳》中是好友：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jù)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后隱于沛澤之中。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嚙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于是遁耕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jīng)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余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早在皇甫謐之前，蜀國人譙周在《古史考》中即認為，巢父即是許由，兩人原本是一人。時至今日，對于許由洗耳、巢父洗耳、巢由洗耳，進行考證已無意義，只需領會這個說法的實質(zhì)是表明“人各有志，不能強勉”——借用嚴光的語言來說則是“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已經(jīng)足夠了。

王霸和嚴光生活在同一時代，和光武帝劉秀之間沒有什么私人交誼。或許與此有關，劉秀沒有如同對待嚴光一樣親自前往，而是派了司徒侯霸前去邀請。《后漢書·逸民傳》如是介紹說：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jié)。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征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征，不至，以壽終。

王霸透過王莽篡漢而徹底厭倦了官場，不僅在王莽建立新朝時“棄冠帶，絕交宦”，斷絕了和官場的往來交葛，而且在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后也決心遠離官場，繼續(xù)隱居深山，于是，便有了驚世駭俗的“征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之舉，有了膾炙人口的“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的格言傳世。

在常人眼里，嚴光、王霸因為享有較高的聲望，有著良好的口碑，而被朝廷所征召，光武帝劉秀甚至親自移駕前來延請嚴光，委實是一樁極其榮耀的事體。如果換作是別人，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應召入朝做官，享受榮華富貴，在貢獻自己才智的同時盡情地享受人生。而嚴光、王霸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王霸公開說出“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嚴光則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對劉秀懇請他入朝出仕的不屑：“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嚴光和王霸無疑是真正的志不可奪之人。他們雖然比不上許由“棄天下如同敝履”，卻做到了求仁得仁，對天上掉下來的官帽子非但一點兒也不感興趣，而且表示出了極大的厭倦。只有真正在內(nèi)心深處對官場對官帽子不屑一顧的“心有迷魂招不得”之人，才可能真正理解嚴光和王霸所做出的選擇。相形于那些故作姿態(tài)的官迷們，嚴光和王霸的言行委實是可圈可點。

對于嚴光、王霸這樣真正的逸民，古人給予了崇高的評價。《后漢書·逸民傳》開篇的一段文字，無疑有助于人們加深對于逸民的認識和了解：

《易》稱“遁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shù)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zhèn)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jié)，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硁硁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qū)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嚴光、王霸一類的逸民堅定地選擇過隱居生活而不肯應召出仕，雖然在物質(zhì)上不得不忍受清貧，但“驕富貴而輕王公”卻充實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就其充沛而高尚的精神而言，他們乃是蕓蕓眾生當中的真正的富有者。

有趣的是，做到了與官場徹底決裂的逸民王霸，內(nèi)心深處并沒有完全擯棄世俗的價值觀，以至于在關鍵時刻和他的夫人——一位不知名的女子相形見絀。《后漢書·列女傳》漫畫般地記載了王霸夫婦的這樁軼事：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jié)，光武時連征，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后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后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發(fā)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jié)，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隱士王霸是世人眼中公認的逸民，自己也以為早已淡泊名利，只因為官居楚王相的老鄉(xiāng)、好友令狐子伯之子率領眾多隨從的來訪，與王霸衣著寒酸的兒子形成鮮明對照，而令王霸浮想聯(lián)翩，若有所失，“客去而久臥不起”。如果不是夫人及時提醒，讓他站在道德的高地來審視他和令狐子伯的人品高下，王霸也許很難擺脫這種來自心靈的困惑。由此可見，選擇辭官歸隱容易，剔除傳統(tǒng)的世俗偏見則難之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