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殺人故事:
細節明確提高可信度
如果人們事先并不知道發生了某件事,一個人只是把這件事情的大概過程講給人們,而另外一個人則把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一一描述給人們。這時,人們更容易相信對事情詳細描述的那個人所說的話。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鮮明的細節可以增加可信度。大部分情況下我們的信息依賴于它們本身來保證。當然,內部的可信度經常依賴于我們正在討論的話題是什么:一個可信的數學公式看起來和一部可信的電影評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我們有一些建立內部可信度的基本原則。讓我們通過下面這個故事進一步解釋。
有一對正在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男孩一早就開車來接女孩,他們約好去這個城市的野外兜風,但當車行駛到一條位置偏僻,荒無人煙的小路時,車子突然不走了。男孩用盡所有的力氣,推動車子,但只移動了幾米遠的距離,男孩發現原來是油箱沒油了,這時車子正好停靠在一棵樹旁。
女孩懷疑男孩是在故意找機會靠近她。后來,她才意識到他們的確是走不了了。男孩決定步行到最近的人家尋求幫助,他讓女孩留在原地。可男孩去了很久,還是沒有回來,女孩想大概有四五個小時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女孩從車子里下來,到處張望男孩的身影。就在這時,女孩被一陣來自車頂的擦劃聲嚇著了,想著車子可能被一個低矮的樹枝擦到了。又過了好久,女孩實在等不及了。她決定把車頂的樹枝移開,等男孩回來,他們就可以馬上出發了。
這時,女孩發現那不是一個樹枝,而是她男朋友的身體。原來,他被人謀殺并吊在車上方的樹上。當他在風中搖擺的時候,他的腳擦到了車頂。
當人們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總會加上一些自己臆想的細節。它總會被設置在一個特殊的場景,并且隨著不同地區的講述者而發生變化:“它就發生在河道農場路的地方”,“它發生在達川西湖的上游”。一個研究民間傳說的專家簡·布倫萬德先生則認為:“大部分可信性和實效是從他們的地域化細節中獲得的。”
一個人的細節知識通常是他的專業知識的體現。如果歷史專業的人去講一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則逸聞趣事,將會促使聽故事的人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為他的專業讓人們覺得在這個領域中,他是權威人士,并由此迅速地建立他的可信度。
但對于故事的具體的細節,并不會因為講述人本身是權威人士就變得可信,細節的可信性完全是因為它本身具有的性質。比如通過制造一些清晰具體、帶有大量有趣細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逸聞,在任何人講述的時候都是可信的。因為,鮮明的細節使得這些故事變得更真實,更讓人相信。
1986年,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員喬納森·謝德勒(Jonathan Shedler)和梅爾文·馬尼斯(Melvin Manis)舉行了一個模擬審訊的實驗。志愿者被要求扮演陪審員的角色,并需要閱讀一份虛擬的審理記錄。陪審員要評估一位母親——約翰遜太太的健康并決定她能否繼續監護她7歲的兒子。
審理記錄兼顧正反雙方,各有8個理由支持和反對約翰遜太太保留對其兒子的監護權。所有陪審員都聽到一樣的理由,唯一不同的是各個理由的細致程度。其中一組實驗者得到的支持約翰遜太太的理由都非常詳細,但是反對的理由中卻沒有任何細節。這使得對比蒼白無力。
另一組實驗者得到的卻完全相反。其中一個例子是:一個支持約翰遜太太的理由是:“約翰遜太太能夠保證她的兒子睡覺前都會刷牙。”詳細的理由會加上這樣的細節:“他用的是看起來像達斯·維達的星球大戰牙刷。”
一個反對約翰遜太太的理由是:“她的兒子手臂上帶著一條嚴重擦傷的傷痕去上學,而約翰遜太太并沒有幫他清理傷口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學校的護士不得不幫他清理。”詳細的理由就加上了:“那個護士把紅藥水濺到自己身上,染紅了她的護士服。”
陪審員很小心地檢查這些詳細及不詳細的理由以確保它們都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些細節被設計得跟判斷約翰遜太太的價值毫無關系。要緊的是約翰遜太太沒有注意到擦傷的手臂,而護士弄臟了衣服跟事情一點關系也沒有。
即使這些細節沒有關系,但是它們卻產生了一定影響。10個陪審員中有6個人聽了支持約翰遜太太的詳細理由后,認為約翰遜太太適合繼續照顧她的兒子;而聽了詳細的反對約翰遜太太理由的10個陪審員中,認為約翰遜太太適合的只有4個。這些細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實驗中,陪審員們是基于看起來沒關系的細節做出了不同的判決。可見,細節具有一定說服力,提升了可信度。當評審員能在腦海里看到達斯·維達牙刷,就更能勾畫出那個孩子在浴室里刷牙的畫面,而這突出了約翰遜太太是個好媽媽的形象。
我們從上述兩個案例中可以得出:鮮明的細節可以增加可信度。但是我們更應該知道加入真實核心細節的必要性。因此,在生活中,當我們受到了委屈或者不被別人相信時,我們可以通過描述某些具體的細節為自己解釋,從而讓他人相信我們的無辜與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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