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膽大，敢拍抗戰中的亂世佳人，而且拍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易先生和紅粉殺手王佳芝的男歡女愛。抗戰片不好拍，許多被拍成了鬧劇和滑稽劇，很不嚴肅，對不起我們的死難同胞，也讓那些外國人看輕我們。我一直不懂，我們將自己個人的痛苦深藏心中，輕易不向外人道，為什么對于民族的苦難，卻信口胡說。

《色·戒》電影海報

日本在二戰期間是一個殘暴的敵人。對于殘暴的敵人，只能用實力說話。對日本侵略者的任何多余的描述，都是對我們自己的褻瀆。有的電影還要幫日本人作心理分析，讓鬼子在影視片中大段說話，說日本話，還讓鬼子配備了鬼子當時本來并沒有配備的精良武器，表現鬼子的“神勇”，以反襯我們的部隊克敵制勝，無堅不摧。但實際效果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抗日戰爭的題材，不能拿來拍娛樂片。

抗戰是一個必須小心翼翼來寫的題材。抗戰之所以難寫，在于戰爭的極端殘酷，人性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一流作家怕寫抗戰。張愛玲沒有正面描寫抗戰。錢鐘書這樣的大師，對抗戰這個題目碰也不敢碰。《圍城》的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但《圍城》中卻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沒有提到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抗戰。錢鐘書應該不是漢奸，如果錢鐘書也是漢奸，打擊面怕是太大了一點兒。抗戰的話題實在太沉重，許多人不敢去碰。我以為這是對的，至少說明錢鐘書對一個嚴肅的話題心存敬畏。既然我們沒有心理準備，既然我們還沒有勇氣面對歷史，那么還是暫且不談的為好。

用細節說話

抗戰是沉重的話題，李安小心地去拍，輕輕地去拍，經常是通過細節說話，借助臺詞說話。比如，男配角鄺裕民的臺詞，他對女同學王佳芝發誓，說“我絕不會讓你受到傷害”。明明他已經將女同學推入火坑，命在旦夕，卻還要對她起誓。

命運經常捉弄人。在對待王佳芝的問題上，漢奸易先生至多是好獵色，最后還有些心動。反倒是愛國青年鄺裕民要把王佳芝往火坑里推，要她充當殺手，要她去送死，而且逼得她失身、失節。這是一個中國男人很悲哀的地方，自己不能伏尸兩人，流血五步，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女生推到前面當誘餌。皇帝也是這樣，明明是送上女人和親，但卻非要覺得自己是文治武功，偉大得不得了。

鄺裕民要殺汪精衛手下的漢奸，但自己發表豪言壯語的時候，脫口說出的是汪精衛的詩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現實中有很多錯覺。李安有經驗之談，說是“旭日東升和夕陽西沉的畫面難分軒輊，所以我們用太陽安息的剎那來替代晨曦微露”。（張蓓靚：《十年一覺電影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頁。）小說《色·戒》中張愛玲的話是“特務不分家”。鄺裕民要救國是真心的，他錯就錯在強迫別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愛國、救國。

李安攻擊重慶來的特務頭子老吳時，也是不露聲色，通過細節說話。王佳芝有一封家書，請老吳代為轉交其父。老吳滿口答應，還向王佳芝保證，事成之后，送她去英國與父親團聚。但老吳轉身便將信燒掉。老吳是個職業殺手，但卻躲在幕后遙控，把幾個沒有經驗、混混沌沌的大學生推到前面。

王佳芝是被同學利用，而她的同學又被重慶來的老吳利用。老吳又被誰利用呢？或者老吳利用別人，又被人利用。危險關頭，老吳溜之大吉，丟下幾個大學生送死。殺來殺去，殺到最后，與最初的目的已經沒有多少聯系了。“吳王事事堪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殺了一個易先生，又有何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有一句名言：“我不會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赴死，因為我有可能信錯了。”

《色·戒》并沒有刻意貶低或美化某一類人。李安自己認為，“創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現成觀念的”。藝術作品需要矛盾、需要沖突。電影《色·戒》充滿了矛盾和沖突。男女情仇自有艱難的選擇，特工職業云譎波詭，每一步都是何去何從的難題，而戰爭又把人的困境推到極致。李安將三種困境放在一起，把人物推到了兩難困境的崩潰境地，是莎士比亞“是，還是不是”的經典表現。李安本人的狀態就是這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喜歡走在邊緣地帶或是說灰色地帶”。

但沖突必須合乎情理，否則觀眾就很難接受。王佳芝為什么甘愿舍命送色？為什么她一再被人利用，卻無怨無悔？很多觀眾看不懂玄機，看不出王女士有什么動機。為幫助觀眾轉彎子，編導安排了不少床戲，作為思想過渡的可信理由。但如果看的是刪節版，就看不到這些激情部分，也無從判斷該過渡是否合理。李安還精心編制了臺詞，王佳芝向上級匯報思想的時候表示，易先生“比誰都懂戲假情真”。

可觀眾還是想不通，尤其是漂亮的知識女性想不通。王佳芝為什么要舍身忘我？她們大多認為，除了那枚漂亮的大鉆石戒指，找不出任何其他令人心動的理由。容貌、學歷和智商如王佳芝者，絕不肯聽命于他人，絕不會死心塌地地為他人賣命。現實中應該是她們將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漂亮的知識女性實際上是在說，我們不會那么傻。這種說法不無一定道理。君不見，今日條件不如王佳芝女士者，擇偶時也以嫁給歐美男士為首選，退而求其次也要嫁給美籍華人，年齡相差大一點兒也無妨，只要人“好”就行。她們其中一些嫁得還很成功，讓人不服不行。

編導與諜報人員有相似之處，兩者必須將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否則觀眾就會有疑問，存疑太多就影響到欣賞影視作品。但無論如何，男女觀眾都有一點共識，那就是影片批判了中國的男性。三個人物中，觀眾只同情王佳芝。這種批判有現實意義。你看每逢春節，北京城里的那些大老爺們兒，還要借助大威力的鞭炮來表現自己的陽剛之氣。可平時遇到壞人壞事，這些大老爺們兒大多噤若寒蟬，唯恐避之不及。

《色·戒》是男導演拍的電影，是男性在揣摩女性的心理，難免會有牽強之處。有人甚至批評李安是中年危機，必須通過拍三級片來找平衡。話說得雖然不好聽，但只要在思考就好，思考比重復既定回答更為重要。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是這樣說的：“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于人作惡本能危害的總和。”

“海風吹水都成淚”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苦難的民族，“海風吹水都成淚”。我們的苦難太多，有那么多的死難同胞，生者也生活在禁錮和屈辱之中。在不太遙遠的過去，我們還給婦女纏上小腳，她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被纏上小腳，我們還要美其名曰“三寸金蓮”——婦女纏腳的民族，其思想難道會不被禁錮？

有苦說不出也是一種屈辱。我們是一個失語的群體。這個世界上的苦難民族，都有講述自己故事的歌謠。俄羅斯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生》，捷克有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波蘭有肖邦的鋼琴曲。我們有這樣偉大的作品嗎？敘述苦難的過程，也是心理恢復的過程。愛國的方式不能被壟斷，高唱贊歌是愛國，悲歌一曲也是愛國。

李安努力講述一個悲情故事。女主人公本是一個淑女，玉色溫溫，靜始聞香。其家仇多于國恨，雖然沒有舅奪母志，但遠在英國的父親卻另結新歡，不接女兒去英國。無祖母可以相依為命，只能寄人籬下，住在舅母的家里，知識女性蓬頭垢面，形同村姑，心中之凄苦，不難想象。不過她的悲劇雖不始于戰爭，卻因戰爭而加劇，繼續求學只能是學日語。再見到鄺裕民的時候，她已經是萬念俱灰，卻又被她曾經暗戀過的同學送上了死路。李安是借助視覺藝術講述悲情，而詩人的筆下也有同樣的意境。

又向天涯剩此身，飛來明月果何因。

孤懸破碎山河影，若照蕭條羈旅人。

生離死別太頻頻，南去北來如夢夢。

年年此淚真無用，路遠難回墓草青。

李安很會營造氣氛，并借助氣氛講述故事。他營造了兩種氣氛：一是殺氣，二是溫情。影片一開始就充滿殺氣：背著長槍的士兵和掛著短槍的大漢充斥著整個畫面。“殺氣”是張愛玲小說中原有的。按李安的說法，《色·戒》的“殺氣是很重要的……我們進去以后，從地獄走一趟再出來，覺得人生還是有希望的，人還是有感情的……”（《萬象》，2007年11月）

《色·戒》的溫情有時是很抒情的。小說和電影的結尾都有抒情的一面。小說中三輪車的“把手上拴著一只紙扎紅綠白三色小風車。車夫是個高個子年輕人，這在當日簡直是個白馬騎士”。小說的意思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真的是一種詩意，重新轉換為文字就是“青山隱隱孤舟微，白鶴雙飛忽相見”。上海鬧市高樓相夾的街道，如同山陰下的峽谷，此時忽然云開霧散，明媚的陽光照亮了主人公。王佳芝有理由高興啊，因為她放生了，留了易先生一條活路。她做了一次強者，易先生的生死，在她的掌控之中。王佳芝大多是受人擺布，這次她作了一次頑強的選擇，她真愛了一次。真愛是對命運的抗爭，即使愛錯了一個人，那也是抗爭。

影片溫情的一面來自李安本人，來自他的文化背景。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許多年來，我們在臺灣承繼了文化中國的古典養分，同時也吸收了美、歐、日的現代文化，個中帶有舒緩，親切的特質”。（張蓓靚：《十年一覺電影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是的，在李安的作品中，觀眾可以感受到“舒緩，親切的特質”。而這正是我們的人民藝術家所缺少的。我們的人民藝術家不乏才氣，但總是免不了匪氣、霸氣或痞氣，總喜歡居高臨下，強加于人。李安不同，講故事娓娓道來、平易近人，有一種平等的態度。

拍給中國人看的電影

有人批評說，李安的《色·戒》是用中國人的裸體取悅西方人。這種說法似乎并沒有什么根據。事實上，《色·戒》在西方并不是一部好評如潮的影片。不錯，該片獲得了威尼斯的金獅獎。但美國那邊的影評很負面。《時代》雜志的影評說李安是在嘗試將三級片提升到藝術的高度。《紐約時報》的影評更加負面，把《色·戒》說得一無是處。導演導演不好，編劇編劇不好，演員演員不好。文章批評李安是“一個好導演的努力用錯了地方”。編劇則是編造多于內容……給張愛玲的原著添油加醋，提升性內容。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色·戒》演員也是張冠李戴，女主人公“狡猾，反復無常，投懷送抱，又暗藏殺機，想入非非，充滿情欲，這等角色由湯唯來演實在是難為她了。湯唯嘴唇漂亮，彎彎如月，舉止溫溫，不適合扮演這等角色”。故事當然也不好，電影不短，故事講了158分鐘，也沒能使人信服。

美國的一些影評即使是說了一些好話，也讓人感到是明褒實貶。比如，老曹被殺的那場戲，美國《新聞周刊》就說這段很來勁，一群愛國大學生手忙腳亂，慌慌張張地殺了想告密的老曹。影評家說這段戲出乎意料，看了很過癮，這些場面再多些就好了。

李安在中國臺灣面對采訪的記者，曾經忽然聲淚俱下，說是他只在乎家鄉人的看法。李安沒有緣由地激動，讓人有些莫名其妙。不過聯想到《色·戒》在美國頗受冷遇，或許可以理解李安的心情。李安在中國臺灣沒有因為《色·戒》一片而受到非難，那他熱淚長流就不太奇怪了。

許多中國觀眾倒是對《色·戒》產生了共鳴。為什么呢？我以為，《色·戒》是一部拍給中國人看的電影，至少首先是拍給中國看的。李安自稱《色·戒》是部年代劇（period piece）。（張蓓靚：《十年一覺電影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片中有很多畫面是歷史的剪影。比如，后撤的大學生與開赴前線的部隊交臂而過。開赴前線的士兵頭戴德國式的鋼盔，身穿鮮亮的軍服，威武雄壯，軍歌嘹亮。李安有軍國情結。李安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中學校長，當時在國民黨中應該算是有相當級別的中層干部。學生和士兵的士氣都很高昂，但并不悲壯，反倒是洋溢著許多節日氣氛。他們有理由高興。他們為崇高的愛國熱情所激勵，抗戰軍興伊始，持久階段的艱苦考驗還沒有到來。同時，普通軍民也暫時擺脫了統治者禁錮他們的桎梏。為了調動民眾抵抗入侵者，統治者暫時放寬了對民眾的控制。

《色·戒》是個歷史情仇故事，有強烈的懷舊氣氛。今天的上海已經放大了許多倍，其標志性建筑是東方明珠電視塔和金茂大廈。從金茂大廈上往下看，白渡橋小得像玩具。但此橋曾經是上海的標志性建筑，也是有民國情結者的懷舊坐標。白渡橋被李安拍得很真切，橋上的人物、車輛熙熙攘攘，都是民國格調，非常逼真。看得出來，《色·戒》拍得不惜工本。

影片中的許多人物、道具、臺詞，也只有中國人才能看出來。易先生的辦公室內有“平等、博愛”等口號，墻上掛著孫中山先生的標準像。看后我的感覺是，主義和口號是多么蒼白，隨時可以被人利用。

《色·戒》中的保鏢和特工干部，大多身著中山裝。中山裝在影片中是地位和特權的標志，是影片刻意打上的符號和標識。

“每一個哨兵都有可能叛變”

《色·戒》的男主角易先生是個漢奸，所以影片有爭議。可是李安并沒有美化易先生。李安只是說，易先生對美人有些動心。美人曲意逢迎，不由他不動心。如果易先生不動心，如果易先生坐懷不亂，那倒真的是有點兒在美化他了。那么，我們為什么要緊張呢？既然《色·戒》沒有美化“漢奸”，影片為什么讓我們局促不安呢？那是因為影片把著眼點放在了每個觀眾自己身上。“重兵圍困的危城之內，每一個哨兵都有可能叛變。”（格雷厄姆·格林）《色·戒》結尾時，大學生全部落入敵手，重刑之下，大多開口——“口供都對上了”。臨死之前，除了王佳芝和鄺裕民沒有哭，另外幾個大學生“殺手”已經崩潰，痛哭流涕。

在聲討別人是漢奸的時候，我們恰恰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自己會不會叛變？我們自己會不會背叛，或許并不是背叛民族，而是背叛自己的親人或朋友。我們逼著孩子死記硬背，學很多無用的東西。我們的孩子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去解救他們。如果我們不能解救他們，為什么還要沒事偷著樂？難道沒有偷著樂嗎？做父母的不是開著國內組裝的外國品牌汽車，叼著煙卷，喝著小酒嗎？有的還要講黃段子，以示自己是個大老爺們兒，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男女之間的背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但對自己孩子不好，那是最大的背叛——動物尚且不傷害自己的后代。

“如果麻煩在所難免，就讓我有麻煩好了。讓我的孩子有安寧。”這是美國先哲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句名言。“讓我的孩子有安寧。”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嗎？恐怕沒有。凡遇到困難，我們總是要擊鼓傳花，將問題往后傳，傳給我們的子孫，傳給我們的后代，還要美其名曰“慢慢來”。可我們破壞環境的時候，我們破壞我們子孫的生存環境的時候——也可以說我們掠奪我們子孫的財富的時候，我們可是一點兒也不慢啊！這難道不是一種背叛？如果自己是個懦夫，切不要熱衷于評判別人沒有勇氣。

日常生活中，多數時候，我們又何嘗不是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呢？李安本人對此就有切身體會。當初李安客居美國，在他成為美國人之前（當然，他很可能還有還鄉證，保留了愛我中華的權利），也是離鄉背井。成名之前，他曾經在家蟄居6年，靠妻子的薪水和親友的接濟度日。其心中之苦，可以想象。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

“閃爍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色·戒》再有爭議，也應該算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李安能夠讓那么多的人去看這部電影、談論這部電影，產生那么多的聯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心人會看出許多不同的意思，唏噓不已，希望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感慨。我想，漢娜·阿倫特的一段話是很好的釋義：“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的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不確定的，閃爍而又很微弱的光亮。”人世間可以是很黑暗的，需要光亮，需要溫暖。哪怕只有那么一點點的溫暖，那也是偉大的力量，遠比轟轟烈烈的偉業更加具有生命力。是的，“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張愛玲的生命和作品是這種微弱的光亮，李安的《色·戒》是這種微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