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楚辭》

《詩經》和《楚辭》分別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輝煌結晶，各以其卓越的藝術成就和鮮明特色，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兩大經典。后世詩人，或受《詩經》影響，或受《楚辭》影響，使詩歌創作沿著“風”、“騷”兩條道路不斷前進。

一、《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305篇（不含《小雅》中有目無辭的6篇“笙詩”）。在先秦時代，《詩經》稱為“詩”或“詩三百”。西漢初年立于學官，被奉為經典，從此尊為《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也稱《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等十五“國風”，詩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頌》包括《周頌》31篇、《商頌》5篇、《魯頌》4篇。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說的是《詩經》三百余篇，都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風》《雅》《頌》就是根據不同的音樂來劃分的。“國風”即各地區的樂調，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歌謠；“雅”有“正”的意思，是西周王畿的樂調，指朝廷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在重大典祭時，載歌載舞，贊頌祖德，娛樂神靈。

關于《詩經》的編者，在先秦古籍中沒有明確記載，影響較大的有三種說法。一是“獻詩”說，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二是“采詩”說，漢代人認為周代設采詩之官到民間采詩，獻于朝廷以了解民情。周王朝是否實行過采詩制度，雖不能確定，但如果沒有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樂官的參與，民間之詩很難匯集于王廷。三是“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之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后世所見的三百余篇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然而孔子對《詩經》下過很大的工夫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即可證明。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主要用于典禮、諷諫和娛樂，是周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后來，《詩經》成為貴族普遍學習的教材，貴族士人在政治、外交場合，常常稱引《詩經》詩句，或言志論證，或諷諫勸誡，或表情達意，或酬酢應對，形成了一種“引詩論斷”、“賦詩斷章”的用詩現象。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易于記誦、便于口耳相傳，因此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共有四家，即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與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晚出，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東漢以后，“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流傳至今。今本《詩經》，就是“毛詩”。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失傳了。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的歷史面貌。“三頌”和《大雅》中的祭祀詩，大多以祭祀、歌頌祖先為主，或敘述部族發生、發展的歷史，或贊頌先公先王的德業，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是周部族的史詩，記載了從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紂的歷史，贊頌了后稷、公劉、太王、季王、文王、武王的業績，反映了西周開國的歷史。《詩經》中的農事詩，真實地記錄了與周人農業生產相關的宗教活動和風俗禮制，反映了周代的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和農業經濟的繁榮，如《七月》《芣苢》《無羊》等。《詩經》中的燕饗詩，以君臣、親友歡聚宴享為主要內容，反映上層社會宴飲的歡樂融洽，體現了周代的禮樂文化，如《鹿鳴》《賓之初筵》。《詩經》中的怨刺詩，抒寫了士大夫對政治的批評，表現了詩人對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如《瞻卬》《正月》《碩鼠》《伐檀》等詩篇。《詩經》中的戰爭徭役詩，有的從正面歌頌了天子、諸侯的武功，表現了強烈的自豪感，充滿樂觀精神，如《江漢》《常武》《出車》《六月》《無衣》等；有的反映了周代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如《何草不黃》《東山》《鴇羽》《采薇》《君子于役》《伯兮》等。《詩經》中的婚戀詩，表現了周人的婚姻愛情生活，如《蒹葭》《溱洧》《靜女》《采葛》《木瓜》《柏舟》《將仲子》《谷風》《氓》等。

《詩經》是一部以抒情詩為主體的詩歌總集，在形式體裁、表現手法、語言技巧等方面均有鮮明的特點。從形式體裁上看，《詩經》以四言為主，節奏感強，韻律整齊，但亦富于變化，其中亦有二言至九言句式，顯得靈活多樣，錯落有致。詩篇多采用重章疊句，讀來回環往復，舒卷徐緩。重章如《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詩共三章僅改動六個字，而相思之情卻層層遞進，愈演愈濃，誠摯深厚，淳樸感人。《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里疊用相同的詩句，如《葛覃》前兩章都用“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開頭；有的在同一詩中疊用相同或相近的詩句，如上引《采葛》“一日不見”和“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從表現手法上看，《詩經》大量運用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就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即鋪陳直敘事物的方法。賦的主要特點是“直”，把要表達的內容有層次地敘述出來，給人以整體感，如《氓》按棄婦與氓的婚姻進展，依次記敘了婚前、婚后、被棄后的生活，譴責了氓的負心。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采葛》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比喻男女離別相思一天，就像離別“三秋”那樣煎熬難耐。“賦”和“比”是《詩經》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寓意沒有那么明白確定而已。從語言技巧看，《詩經》大量使用了疊字、雙聲、疊韻詞語，如《關雎》篇中的疊字“關關”、雙聲詞“參差”、疊韻詞“窈窕”；《詩經》也講究押韻，如《關雎》第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一、二、四句的末一個字押韻；《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句中押韻；《蒹葭》第一章“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一韻到底；《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章中換韻；《碩鼠》第一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逐句押韻。大量運用疊字、雙聲、疊韻詞和講究用韻，加強了《詩經》語言的形象性和音樂性。

二、《楚辭》

遠古時代的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出璀璨的文化。楚興起以后，成為長江流域文化的代表。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并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在其發展過程中，與中原文化的交流也在不斷蓬勃開展。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不少。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鮮明的特征，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楚辭便是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誕生的詩歌體裁。

“楚辭”的本義是指楚地的歌詞，后有兩種含義：一是歌的體裁，二是詩歌總集名稱。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后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由于屈原《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如《史記》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從詩歌總集名稱來說，它是我國繼《詩經》之后又一部詩歌總集，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將屈原的作品和戰國楚人宋玉以及漢人東方朔、淮南小山、嚴忌、王褒等人“代屈原設言”的作品編為一集，題名為《楚辭》。

“楚辭”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張湯傳》，《楚辭》之所以稱為“楚”，是因為它的聲韻、歌調、思想乃至精神風貌，都帶有鮮明的楚地特點，誠如宋人黃伯思所云：“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從體式上看，楚辭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類似《詩經》而有所改造的樣式，如《橘頌》和《天問》，基本是四言體；另一種就是以《離騷》《九歌》為代表的“騷體”，是楚辭的典型樣式。從形式上看，《楚辭》打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長句句式。從體制上看，《楚辭》突破了《詩經》以短章、復疊為主的局限，發展成為有節有章的長篇巨幅，更適合表現繁復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抒寫在較大時段跨度中經歷的復雜情感，表現楚人迥異于北方人的桀驁不馴、富于幻想的個體意識。從音樂上看，《楚辭》與楚地音樂仍保持著較密切的聯系，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至今還保存眾多楚地樂曲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陽春》《白雪》等。從語言上看，楚辭多用楚語楚聲，楚地的方言詞語大量涌現，“兮”、“些”字作為虛詞嘆語，極其頻繁地寫入楚辭，成為楚辭的一個鮮明標志。此外，《楚辭》還深受楚地濃重巫風的影響，故其作品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驅使鬼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是《楚辭》的最早注本，宋代洪興祖《楚辭補注》篇章內容上承《楚辭章句》。按洪興祖《楚辭補注》，《楚辭》共17篇，分別為《離騷》（屈原）、《九歌》（屈原）、《天問》（屈原）、《九章》（屈原）、《遠游》（屈原）、《卜居》（屈原）、《漁父》（屈原）、《九辯》（宋玉）、《招魂》（宋玉）、《大招》（屈原或景差）、《惜誓》（佚名或賈誼）、《招隱士》（淮南小山）、《七諫》（東方朔）、《哀時命》（嚴忌）、《九懷》（王褒）、《九嘆》（劉向）、《九思》（王逸）。

屈原（約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字原。他出身楚國貴族，年輕時就表現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懷王的左徒，深受懷王信任，內則發布政令，外則處理外交事務。他的政敵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造謠，懷王憤怒而疏遠屈原。在“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是秦、齊、楚三國，“合縱”、“連橫”的斗爭非常激烈。屈原在內政上主張選賢任能，勵精圖治，建立強大的楚國；在外交上則主張聯齊合縱，對抗強秦的連橫。因懷王疏遠，屈原這些正確的主張都未能實行。昏庸的懷王在秦惠王的離間和誘惑下，接連上當，斷絕了和齊國的聯盟關系，結果損兵折將，丟失土地，國勢漸漸衰弱下來。秦昭王繼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約懷王相會，屈原極力勸阻。但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的慫恿下還是去了，結果遭到秦國武力劫持，客死秦國。懷王的長子頃襄王繼位，令尹子蘭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頃襄王面前構陷屈原，頃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長期過著流放生活，眼看祖國日益衰弱，即將被秦滅亡，自己的抱負不得施展，憂心如焚，寫了大量抒發憂憤的詩作，最后在絕望中投汨羅江自盡。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首長篇抒情詩。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離騷”二字，司馬遷認為是遭受憂患的意思，《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離騷》者，猶離憂也。”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里也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解釋為離別的憂愁，《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離騷》的寫作年代，一般認為是在屈原離開郢都往漢北之時。《離騷》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從開頭到“豈余心之可懲”，首先自敘家世生平，認為自己出身高貴，又出生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內美”。他勤勉不懈地堅持自我修養，希望引導君王，興盛宗國，實現“美政”理想。但由于“黨人”的讒害和君王的動搖多變，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沖突之下，屈原表示“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顯示了堅貞的情操。后一部分極其幻漫詭奇，在向重華（舜）陳述心中憤懣之后，屈原開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這些行動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終。在最后一次的飛翔中，由于眷念楚國而再次流連不行。這些象征性的行為，顯示了屈原在苦悶彷徨中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突出了屈原對楚國的摯愛之情。總之，《離騷》通過對自己大半生政治斗爭生涯的歷史回顧和對未來的探索追求，表達了詩人“舉賢授能”、“修明法度”以振興楚國的“美政”理想，揭示了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敗黑暗及相互之間的尖銳斗爭，反映了作者剛正不阿、清正廉明、為理想與正義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抒發了作者忠于祖國、熱愛人民的憂國憂民之情。可以說，屈原的偉大理想、高尚純潔的品格、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在《離騷》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且《離騷》篇幅之長、文采之美、想象之豐富與象征比興手法之運用都極具創意，使其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杰作而光輝永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