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

圣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勛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并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系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譯文

丘遲拜上：陳大將軍足下，一向安好，萬分榮幸。

將軍的英勇是全軍之首，才能也是應世的豪杰。您擯棄庸人的燕雀小志及時脫離了齊國，仰慕有遠大抱負的高飛的鴻鵠，而投奔了梁王。當初您順應機緣，改換門庭，碰上了賢明的君主梁武帝，才建立功勛，成就事業，得以封爵稱孤，一出門有王侯們乘坐的裝飾華麗的車子，擁有雄兵，號令—方，又是多么雄壯、顯赫！怎么一下子竟成了逃亡投降異族的叛逆，聽見胡人的響箭就兩腿發抖，面對著北魏的統治者就下跪禮拜，又顯得多么卑劣下賤！我考慮您離開梁朝投靠北魏的當時，并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自己內心考慮不周，在外受到謠言的挑唆，一時執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動失去理智，才到了今天叛梁降魏這個局面。

圣明的梁朝廷能寬赦過去的罪過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計較過失而廣為任用人才，以赤誠之心對待天下之人，讓所有心懷動搖的人能消除疑慮安定下來，這您是都清楚的，不需我再一一細說了。記得朱鮪曾參與殺害漢光武帝的哥哥劉，張繡曾用刀刺殺了曹操的愛子曹昂。光武帝劉秀并不因此疑忌朱鮪，反而誠心誠意地招降了他。魏王曹操在張繡歸降以后待他仍像過去一樣。況且，您既無朱、張二人的罪過，功勛又見重于當代，誤入迷途而知道復返，這是古代賢明之人所贊許的做法，在過錯還不十分厲害的時候而能改正，這是古代經典中所推崇的行為。梁武帝廢法加恩，連像吞船的大魚這樣罪惡深重的人都可漏網。您家的祖墳未被損毀，親族戚屬也都安在，家中住宅完好，妻子仍在家中。您心里好好想想吧，還有什么可說的呢？現在，梁滿朝功臣名將都各有封賞任命，井然有序；結紫色綬帶在腰，懷揣黃金大印在身的文職官員，參與謀劃軍、國大計；各位武將輕車豎旄旗，接受著保衛邊疆的重任，而且朝廷殺馬飲血設誓，功臣名將的爵位可以傳給子孫后代。唯獨您還厚著臉皮，茍且偷生，為異族的統治者奔走效力，豈不是可悲的嗎！

憑南燕王慕容超的強橫，終至身死刑場；憑后秦君主姚泓的強盛，也落得個在長安被反縛生擒的下場。因此明白道，天降雨露，分布各地，只是不養育外族；我中原姬漢古國，決不容有雜種同生。北魏霸占中原已有好多年了，罪惡積累已滿，照理說已將自取滅亡。更何況偽朝妖孽昏聵狡詐，自相殘殺，國內各部四分五裂，部族首領互相猜忌，各懷心思，他們也正將要從自己的官邸被綁縛到京城斬首示眾。而將軍您卻像魚一樣在開水鍋里游來游去，像燕子一樣在飄動的帷幕上筑巢自尋死路，這不太糊涂了嗎？

暮春三月，在江南草木已生長起來，各種各樣的花朵競相開放，一群一群的黃鶯振翅翻飛。如今與梁軍對壘，您每當登上城墻，手撫弓弦，遠望故國軍隊的軍旗、戰鼓，回憶往日在梁的生活，豈不傷懷！當年出亡到魏國的廉頗仍想作趙國的將帥，戰國時魏將吳起曾望著西河哭泣的原因，都是人對故國的感情。難道唯獨您沒有這種感情嗎？切望您能早定良策，自己棄暗投明。

當今皇上極其開明，天下平安歡樂，有人從西方獻上白玉環，有人從東方進貢措木箭。西南邊遠地方的夜郎、滇池兩國，解開辮發改隨漢人習俗，請求封官。東方的朝鮮，西方的昌海兩地的百姓，都叩頭接受教化。只有北方的北魏野心勃勃，橫行在黃沙邊塞之間，作出執拗不馴的樣子，企圖茍延殘喘罷了！我梁朝全軍統帥臨川王蕭宏，德行昭明，是梁武帝的至親，總攬這次北伐軍事重任，到北方安撫百姓，討伐罪魁。倘若您仍執迷不悟，不思悔改，等我們拿下北魏時才想起我的這一番話，那就太晚了。姑且用這封信來表達我們往日的情誼，希望您能仔細地考慮這件事。丘遲拜上。

作者介紹

丘遲（464年—508年），吳興烏程（今浙江湖州）人。八歲便能屬文。初仕齊，以秀才遷殿中郎；入梁后，以文才為武帝所器重，官至永嘉太守、司空從事中郎。丘遲能詩，工駢文，辭采逸麗。鐘嶸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詩品》）。明代張溥輯有《丘司空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事跡見《梁書》本傳。

陳伯之，睢陵（今江蘇睢寧）人，梁時為江州刺史。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起兵反梁，兵敗后投降北魏。天監四年（505年），梁武帝命臨川王蕭宏領兵北伐，陳伯之屯兵壽陽與梁軍對抗，蕭宏命記室丘遲以個人名義寫信勸降陳伯之。《與陳伯之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一封政治性書信。

賞析：曉之以理動真情，詞彩清麗屬美文

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是震撼心靈、飽含人文精神的千古美文，駢文杰作，歷來被人們稱道。可惜的是人們的賞析都從文情并茂、內容健康、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詞彩清麗、句法整齊、音調和諧、引經據典、運用傳說、自然巧妙、說服力強等等入手。鮮有人從人文精神的角度去探析這篇美文的審美價值。

這篇美文飽含著人文精神，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性的細致敏銳觀察和表達技巧的嫻熟，給人以美的震撼和美的享受。我國文化的最為有價值的部分，應該說，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在天、地、人三位一體中，人是最重要的。人是天地靈氣之所鐘聚。以人為本位，因之也就重視自我，重視人性和獨立人格。但是，在中國文化里，人又不是孤立的不受制約的個體。他既與自然融為一體，視萬物一氣相通，不違背自然的本然狀態，與自然相親、相依存；人又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分子，依存于人際關系中，承擔著社會責任。這種既重視自我，重視人性和人格尊嚴，又重視個體與自然、與社會的依存關系的精神，真正滲透在丘遲的《與陳伯之書》之中。

丘遲是齊、梁之間著名的文學家，在齊朝作過殿中郎，在梁朝作過永嘉太守，司空從事中郎。陳伯之原為齊朝將領，齊末任江州刺史，梁武帝蕭衍起兵滅齊的時候，他接受了招降，仍然被任命為江州刺史，做鎮南將軍，封豐城縣公。天監元年（502年），他受部下鄧繕等人的教唆，率兵叛梁，戰敗后逃奔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任平南將軍。天監四年（505年）冬，蕭衍命他的弟弟蕭宏率師北伐，陳伯之駐軍壽陽梁城抵抗梁軍。蕭宏命記室（秘書）丘遲寫信勸陳伯之歸降。陳伯之見信后翻然悔悟，于天監五年（506年）三月“擁眾八千”返回梁朝。任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我們先看這封千載傳頌、膾炙人口的書信。

《與陳伯之書》作為駢體書信，寫得文辭秀美，委曲婉轉，感情誠摯，義正詞嚴，而又設身處地，替陳伯之著想。信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陳伯之的鴻鵠大志，又為他的叛梁投敵進行巧妙的開脫；其次闡述了梁朝的寬大政策，并透徹地分析了形勢，為對方指明出路。從感情上打動他，激起他眷戀家國之情。因此，這封信便成了千載傳頌、膾炙人口的名作。

信的第一段是寒暄，您健康平安我感到無比欣慰。從第二段始便切入正題。“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我們看看，首先對陳伯之的杰出才能和不凡抱負給予了高度的贊揚和肯定，面對這樣的贊美，大概好多人都會飄飄然也。接著追憶他過去能順應機勢，背齊投梁，因而得到梁武帝優渥的待遇，名揚諸侯，煊赫一時，說明那是他走對了路；然后調轉筆鋒，寫他如今委身事魏，處境狼狽，用以指出投敵之非。字里行間，飽含著贊揚，寄寓著批評，蘊含著惋惜的感情。這樣寫，無疑可以喚起陳伯之對昔日生活的美好回憶和對目前遭際的深切不滿，以便勾起他棄暗投明的聯想。行文中，作者選用了“何其壯也”和“又何劣邪”兩個易于表達感慨的句式，使其分別承接上文，起著強烈的對比作用。

這讓我們想起了1862年4月26日林肯寫給胡格將軍的信。林肯的將領所帶領的聯軍屢遭慘敗，數千名兵士從軍中逃跑，甚至參議院的共和黨議員都有人叛亂，并要強迫林肯退出白宮。“我們現今處在滅亡的邊緣上。”林肯說，“我看好像上帝都在反對我們了。我差不多看不到一絲希望的曙光。”這是一個黑暗、憂愁、紊亂的時期，這封信就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已經將你放在軍隊的首位。當然，我這樣做是根據我以為充足的理由，但我想，你最好知道對于有些事，我對你不是十分滿意。我相信你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那當然是我喜歡的。我也相信你不會將政治和你的職務混淆起來，在這事上，你是對的。你自信，那是一種有價值的、不可少的性格。你有志氣……”我們注意到，林肯在說到胡格將軍嚴重錯誤之前，他先稱贊了胡格將軍，這封信骨子里隱含著一種嚴肅的譴責，但字面上卻依然委婉誠懇，娓娓動聽。將軍捧讀此信，怎能不衷心感動而甘愿效忠。這就是林肯的外交手段和過人之處。在這里，丘遲和林肯都運用了一種心理技巧——當我們聽到他人對自己的優點加以稱贊以后，再去聽一些不愉快的話，自然覺得好受一些。這正如理發師在替人修面之前，先涂上一層肥皂一樣。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作者中肯地分析了陳伯之去梁投魏的原因，這樣分析，有意替陳開脫也罷，符合實際情況也行。“不能內審諸己”是主觀原因，陳伯之當然要負一定的責任；但“外受流言”則是客觀原因，制造流言挑撥離間的人，也未嘗沒有責任。這幾句話在指責中包含有諒解的語氣，措辭是相當委婉而又真誠的。一個小孩走路時，被腳下的石子絆倒了，小孩會責怪石子，并撿起石子狠狠地摔它幾下，并會生氣的罵道：“就是你這壞家伙，害的我跌倒了！”對孩子來說，他們的這種行為是極其自然的，是天性。大人們何嘗不是，人們喜歡責備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或是毫不相干的人物，似乎這樣就可以減輕自己跌倒的痛苦。自古以來，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諉過于人的不良傾向。偷吃了禁果的亞當，就最后把過錯全部推諉于夏娃身上：“就是那婦人引誘我，我便吃了。”其實關于人性的這些弱點，柳宗元說的更巧妙：“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于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于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丘遲深知這一點，開脫陳伯之的過失，說您一時昏迷狂妄，因而到了這步田地。

“圣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談也。朱鮪喋血于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勛重于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用的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史實，劉秀破銅馬等軍時封對方的將領為列侯，降者還不安心，劉秀了解到這種情況，只帶幾個隨從，輕騎入降軍營中，降軍說他“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劉秀在攻破邯鄲之后，殺掉為首的王郎，在整理敵方公文檔案的時候，發現有幾千封毀謗他，要求攻打他的文書，劉秀看都不看，當眾燒毀，說：“令反側子自安。”（見《后漢書·光武帝紀上》）從前朱鮪殺死過漢光武帝的哥哥，張繡也曾經刺殺了曹操的愛子，可是漢光武帝并不因而猜疑不用朱鮪，曹操對待張繡也像過去一樣，何況將軍并沒有前人那樣大的罪過，而功勞又被當世所推重。一個人迷失了路知道回頭，是先賢所稱贊的；走得不遠而能及時轉回，是古代經典所推崇的。梁武帝處處輕法重恩，犯多大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將軍祖先的墳墓沒有受到毀損，父母兄弟都安居家鄉，愛妾還在家里。你還有什么憂慮呢？這里首先交代了梁朝既往不咎的政策，文辭簡略，因為陳伯之對此深有感觸，無需累贅。接著用了兩個史實，朱鮪和張繡的事例。文章以古比今，從道理和事實兩個方面來說明英明的君主都能不念舊惡，不計私怨。更有分量的是，指出陳伯之并沒有朱鮪和張繡那樣大的罪過，而是“勛重于當世”。最后用“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四件實際事例，具體說明梁武帝對陳伯之的寬宏大量，動之以家鄉親人的感情，進一步消除他的顧慮，規勸他早日回頭。作為封建時代的人物，陳伯之同樣把祖塋、親屬、府第、妻妾看得很重，他不能不朝夕懸念，如今這些都不成問題，不是足以說明梁朝對陳伯之的態度嗎？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并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惜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從寫作手法看：作者使用了對比，首先極力炫耀梁朝功臣名將的顯赫地位，他們不僅自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連子孫都能得到恩蔭，以引起陳伯之羨慕之心；然后指出他目前身份猥瑣，處境尷尬，以引起他對北朝的不滿。聯系上文我們看出，這里還有明顯的暗示，即只要陳伯之棄暗投明，梁朝是不會虧待他的。從人性的角度來看，作者深知陳伯之是一個反復無常、利欲熏心的人，因此，在曉之以大義的同時，再以名利誘之，是不愁他不動心的。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系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在這里作者著重分析了北魏的政治形勢，指出陳伯之處境的危險。文章先使用舉隅的寫法，追溯南燕和后秦等統治者的可恥下場，以近百年來（從寫此信的時間算起）歷史的教訓作為前車之鑒，然后剖析了北魏鮮卑族政權內部的矛盾，指出它的滅亡無法避免；并以魚游沸鼎、燕巢飛幕雙重比喻，形象地說明陳伯之的處境之險。何去何從，陳伯之必須迅速抉擇，客觀形勢不容他再執迷不悟了。這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異類”“雜種”“虜”“蠻”等都是古代漢族對少數民族輕蔑的稱呼，這種種族偏見是很錯誤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這一段以江南之美景、故國之情思來打動陳伯之。先用濃重的抒情筆調，不加雕飾的白描手法，繪制了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生動秀美的江南故國自然圖景：連天的芳草，盛開的百花，飛舞的黃鶯，呈現出一片伸手可掬的明媚春光，其中有聲有色，有動有靜，滲透著愛國的感情。陳伯之曾仕南朝齊、梁兩代，如今倒戈，與梁抗衡，怎能不動故國之思！因此文章接下去所寫“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幾句，是完全針對陳伯之的內心活動而發的。作者犀利的筆鋒，卓越的政治宣傳才能，對人性的準確把握，于此可見。但是作者還要進一步撩撥陳伯之的心弦，掀動陳伯之起伏的心潮，于是又恰當地引用了廉頗和吳起兩個典實，來說明眷戀故國是人之常情，以堅定他歸梁的信心。

“當今皇帝圣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作者引用歷史傳說，極度夸張，盡力炫耀遠揚的國威，以進一步引起陳伯之的國家民族感情。然后指出北魏政權行將垮臺，以促其猛醒。

作者覺得還需要再提醒陳伯之：“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平淡的敘述中隱含著震懾，北伐在即，形勢逼人，梁軍即將直驅中原，北魏危在旦夕。棄魏歸梁，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必將后悔不及。

這是一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勸降書，更是一篇深知人性的杰作。一般評論家認為，本文既表現了作者的愛國感情，又表現了作者對故人的真摯友誼，兩種感情水乳交融，很有感染力。在側重曉之以理的時候，沒有空洞的說教和過激的言詞；在側重動之以情的時候，也不失鮮明的民族立場。正因為這封書信寫得十分成功，陳伯之收到信件后才毅然率兵歸降。不過丘遲在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立場時，卻夾雜著比較濃厚的種族偏見，這種大漢族主義顯然是不恰當的。但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們也不應苛責于古人。我們認為，上述評價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評價巴爾扎克的“詩意的裁判”來探討書信所蘊含的更深層的內容。凡是文學創作都存在著情感的評價，都是以一定的價值取向對所描述或表現的人物與事件的“裁判”，然而并非什么樣的“裁判”都是“詩意的”。所謂“詩意的裁判”就是真善美的統一。該書信情感的態度方式給社會作出的“裁判”，蘊含著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與追求，體現了丘遲以尚“善”為特征的人格力量。體現了孫犁所說的：優秀的作品總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產生“發揚其高級，摒棄其低級，文以載道，給人以高尚的熏陶”。我們說丘遲的情感態度高尚，是因為他有利于社會進步和人生幸福。也就是說他的尚“善”有助益社會人生的功利性。丘遲的這封書信功利取向層面很廣，有政治價值、人文價值、道德價值、哲理價值。在當時戰爭不斷的特定條件下，這種“和平解決”的功利價值選擇是當時人們關注的熱點，體現了時代精神。丘遲的這種功利與社會人生的功利要求息息相關，他對陳伯之的褒、貶、愛、恨，反映了普通人對愛、正義、尊嚴和幸福的熱望和追求。這種“詩意的裁判”丘遲是通過誠摯的情態來實現的。丘遲的這封書信的情感評價屬真情而非假意。這種真情來自于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價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來自于對故人的深情，來自于對政治的關愛。正是情感處于誠摯狀態，這封信才會動人，其尚“善”的價值取向才能在富于感染力的情境中潛移默化地為陳伯之和讀者所認同和接受，產生共鳴。才會使一封書信挽救了數以萬計的生命。我國古典美學十分重視“真情”要求。《莊子》釋“真情”謂之“精誠之至”，它不僅指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且還辯證地描述了“真情”與“假意”的不同藝術效應：“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發而和。”丘遲的這種真情，是從雙方的需求出發，體現了大多數人的尺度和目的，信中炫耀梁朝的功臣名將，遠揚的國威，陳伯之處境的危險等雖然極度夸張，但這是藝術的真實，是為了勸降這一目的而設計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境遇與遭際，是人的欲念、情感、意志、行為和理想。誠如錢谷融所說：“在藝術創作中，絕沒有純客觀的、未經心靈觀照過的真實，也沒有獨立于客觀的描寫對象之外的真誠。”這種誠摯的情感評價必須有藝術的呈示方式才能給人文關懷帶來強烈的感染力、巨大的震撼力與沖擊力。

藝術的呈示是文學審美價值實現的方式。尚“善”的價值取向，在信中不是教義式的赤裸裸的直白，而是藝術方式的呈示，即把情感評價寄寓于“境”的創作之中，并與“理”的詮釋相交融。“每一種富有詩趣的情感，都得由抒情風格、場面、人物、性格或大自然的描寫等等流露出來”,“不要議論”。這封書信正是通過“境”的創造寄寓價值評價和價值取向的。

首先在語言方面，突出地表現駢文的特點，大量運用對偶句，這些對偶句結構對稱、形式整齊、音節諧調，在意義、聲調、色彩方面互相映襯，互相補充，增強了語言的感染力，給人以勻稱和諧、節奏鮮明的美感。如：“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一正一反，一褒一貶，來對比說明胸懷大志，抱負不凡。“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一文一武，一內一外，一寫地位之高，一寫職權之重，色彩鮮明，氣象堂皇。這些對偶句中，有單句相對（“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有隔句相對（“（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還有些句子本身自對（“佩紫懷黃”“乘軺建節”）。就對偶句的字數而言，雖以四言為主，但也交互參用五言、六言和七言，這種長短交替的句式，能使節奏富于變化，整齊中顯出不整齊。造句的駢中有散，也是本文的亮點之一，為了便于說理和抒情，在文章的承轉之處多使用散行句式，或在對偶中加入虛詞，這樣就使語意舒緩，氣勢跌宕。又在每段的結尾和關鍵處，都使用感嘆句和反問句，因而情真詞切，發人深省。

其次引經據典，運用傳說，使文章言簡意賅，內含豐富，美不勝收。在敘述說理時，恰當地引用了不少典實，起到了援古以自重、援古以證今的作用。如用朱鮪和張繡的有關史料闡明政策，用廉頗和吳起的動人故事撥其心弦，用慕容超和姚泓的可悲下場促其猛醒，用白環和楛矢的傳說以壯國威。除了這些典故以外，文章還運用了不少古語，如“燕雀”“鴻鵠”兩句出自《史記》的《陳涉世家》,“魚游”“燕巢”兩句出自《后漢書》的《朱穆傳》和《左傳》，也都自然巧妙，活脫靈動。

這種“詩意的裁判”通過誠摯的情感和藝術的呈示予以表現，給人以心靈的陶冶和震撼。這大概是我國“文以載道”的最高境界。在你享受美的洗禮的同時，在心靈上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