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木舟記

古代的中國，有“刳木為舟”的記載，可見獨木舟應該是“刳木”而成的，可是從“刳木”如何成為一葉小舟呢，其中的工藝也許只有古代的工匠們知道。所以，當在我跨湖橋博物館見到獨木舟的時候，我還是有些驚訝的。

如果用單調枯燥的數字來描述的話，它是這樣子的：

獨木舟現長560厘米，寬53厘米，最大內深15厘米，側舷厚2.5厘米，舷內有幾處黑焦面。

這是我從手頭一冊《蕭山湘湖史》上摘錄來的。作者蔡堂根，一位研究湘湖的專家。

然而，就是這只小小的獨木舟，承載了太厚太深的文化意義。它的破土而出，連同一起發掘的那些木樁、木槳，開啟了探秘跨湖橋文化的大門，將浙江文明史整整向前推進了1000年的同時，揭開了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人類文明史的嶄新篇章。當然，更重要的意義則在于充分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制作獨木舟的國家之一，也對我國舟楫文化和世界造船研究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而它的現實意義是，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轟動及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當年即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并在四年之后的2006年5月，跨湖橋遺址被國務院確定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獨木之舟，功德無量。

獨木舟，顧名思義，就是用一根木頭制成的船，雖然簡單得有些寒磣，卻又毫無愧色地擔當起船舶的祖先。古代中國的獨木舟，大致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平底獨木舟，底是平的，或接近平底，頭尾呈方形，沒有起翹；一種是尖頭方尾獨木舟，但底也是平的；還有一種是尖頭尖尾的獨木舟，舟頭翹起，尾部也翹起。

跨湖橋遺址的獨木舟，屬于第一種類型。

那么，遠古時期生活在湘湖一帶的先民們，為什么會造這樣一只小小的獨木舟呢？盡管考古學者認為，此獨木舟是“正在加工或修造過程中”的小舟，但他們的勞作一定得益于樹葉漂浮于河流、湘湖或者錢塘江的啟示了。于是，他們不辭辛勞地用石斧、石錛、鍤等工具將這棵圓圓的馬尾松削平——他們甚至發現用火比石斧加工木材更為方便——獨木舟頭部約一米處的一片面積較大的黑焦面，就是湘湖的先民們采用火焦法開鑿舟體的證據。

在浙江的考古歷史中，除了跨湖橋遺址的獨木舟外，還有良渚茅山遺址的獨木舟以及余姚田螺山遺址的迷你小舟。這些獨木舟中，要數跨湖橋遺址的獨木舟歷史最為悠久了——這些古老的獨木舟恰好印證了杭嘉湖一帶鮮明的水文化特征，也印證了古越之地“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日常生活風俗。

《詩經·衛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盡管這首詩吟誦的是旅居他鄉之人的思歸之情，但也流露出人類在面對河水時不禁而生的焦慮之情——寬闊浩渺的水域帶來的內心焦慮，也是人類的情感之一。推而廣之，湘湖一帶的先民們之所以造一只小小的獨木舟，也是面對遼闊水域時的一種求生本能。這種本能，又是生存之火，能夠點燃智慧的柴薪。也許，這只舟以及后來出現的更大的船，為他們毫不停止地運送稻谷、柴火、美酒，甚至美人，然而在八千年后的今天，當我面對這只小小的獨木舟，它又會把我帶向何方？

回望歷史的河中？

還是悵望江南的湖畔？

遇見白鷺

2012年秋天，我第一次去楊岐山，雖然錯過了白鷺，但聞到了楊岐山一樹又一樹的桂花之香。雖然濃烈而清雅的桂香算是意外之喜，可心里還是悵然的——畢竟，我是渴望碰到一只白鷺的。這悵然是我2013年復去楊岐山的原因吧，在楊岐山筑巢繁殖的白鷺仿佛心頭的一個夢，如果遇不到，絲絲惆悵總是掛在心頭。

好在第二次我沒有失望，與楊岐山的白鷺不期而遇。

去得很早，晨曦中有幾只白鷺，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河邊悠哉游哉地覓食。我發現這些白鷺似乎不怕人，就撿起小石子往河中一丟，幾只白鷺也只是扇了扇翅膀，停在河道中，并不驚慌。

劉禹錫的《白鷺兒》云：“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眾禽喧呼獨凝寂。”我特別喜歡這首帶點兒謠曲的小詩，但它又沒有杜甫筆下的白鷺那么出名。小時候，學杜甫的詩句“一行白鷺上青天”，是第一次遇到這種鳥。那時候，我就納悶，為什么白鷺要整整齊齊地飛成一行呢？難道它們是怕孤單才成群結隊么？當我回憶這些往事時，眼前就有白鷺輕輕飛過，而且是一群，一只又一只地展翅飛過，然后落在盤山小路邊的樹上——無數白鷺在不遠處的山坳里，像一朵朵潔白的花朵，點綴在綠枝間。定睛一看，它們又有小范圍的活動，一會兒側身飛，一會兒向下俯沖，一會兒又將頭高高昂起……

白鷺是國家保護性野生動物，也是最具魅力的濕地觀賞鳥類之一，所以，它對環境的要求高，甚至是一個地方環境質量好壞的晴雨表。那么，楊岐山一帶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白鷺呢，這一定和義橋地處錢塘江與富春江、浦陽江的三江匯合處有關，而且，這里林木茂密，給白鷺提供了良好的棲息環境。早在清代乾隆年間的《蕭山縣志》里就記載了詩人毛萬齡筆下的白鷺，其名為《湘湖云影》：

城外平湖靜，風光自可憐。

云橫時墮雨，水闊半浮煙。

橋外三家盡，山中一鏡懸。

遙看漁艇畔，白鷺起遙天。

“遙天”里飛過白鷺，是多美的一道景色。

陪我閑逛的小陶，是一個會吹笛子的湖北女孩。她告訴我，白鷺每天早上六七點出去覓食，下午又飛回山坳里。它們時而飛到義橋鎮聯三村西邊的苗木林里嬉戲，時而在北邊池塘里與野鴨一起追逐覓食。雨后的農田里常常能見到白鷺的身影。起初，大家頗有些驚訝，現在慢慢習慣了。像丁家莊附近的農田里，白鷺成群，耕田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鷺站在田邊，或在空中盤旋，一點兒也不怕生，倘若看見田里翻出來的蚯蚓等小蟲子，它們還會飛過來啄食。

一只白鷺，在晨色里從楊岐山飛越湘湖的時候，不只是一只鳥在飛，而是用它掠過天空的痕跡生動而具體地詮釋著大自然的美。我知道，正如克里希那穆提《關系的真諦》里所說的，“你改變不了一座山的輪廓，改變不了一只鳥的飛翔軌跡，改變不了河水流淌的速度，所以只是觀察它，發現它的美就夠了。”

一只飛過湘湖的白鷺，我的心里，永遠不會滿足于僅僅發現它的美。

任伯年的四幅茶畫

任伯年的畫，無論人物花鳥還是山水走獸，皆有一股煙火氣撲面而來——這煙火氣里就像是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普通而別有深意，這也是他迥異于海上畫派的畫風之一。2015年的春節，百無聊賴，重翻他的畫冊，竟然碰到幾幅跟茶有關的畫，分別是《為深甫寫照圖》《伯英四十歲小像圖》《煮茶圖》以及《燈下機織》。

《為深甫寫照圖》，從畫名即知乃贈予之作。深甫者，何人也？查資料而不得，想必是任伯年的一位相熟之友吧。畫里頭的深甫，一襲長袍，持盞，坐于石上，目光清遠，望著前方——前方在哪里？就是面前一條小溪的對岸。其右側躬腰煮茶的童子，微胖、頭發凌亂，認真地煮著茶，風爐就藏在一堆草叢間——如果有一陣輕風吹來，也不一定能吹散閑云野鶴的味道。

畫右下有款，云：

同治庚午春三月，伯年任頤補圖。鈐白文印“頤印”。

——這樣的落款，難免讓人猜測，深甫當為茶客，是在山溪邊試新茶呢。

《伯英四十歲小像圖》里，主人亦坐石上，但手里多了一把蒲扇。這是江南民間極常見的扇子。當然，也有煮茶的童子，但坐石的布局奇峭，仿佛懸立，但因了身后的竹叢而多出一分安靜，尤其是那只鶴，能讓人想起“烹茶鶴避煙”的句子來。煮茶弄鶴的清雅逸趣，是典型的文人書齋生活的寫照，亦跟畫中“茶灶閑支處，輕煙漾竹中。一甌香沸雪，不減釣徒風”的題跋極為契合。

對照這兩幅皆有山石的茶畫，任伯年一定是假借山石之狀傳達大自然的逍遙之味，體現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但細細比較，前者淡泊，有沉靜之氣，而后者在沉靜之氣里分明多了一股逍遙之味。

相較之下，《煮茶圖》就更貼近茶的本意。

《煮茶圖》，扇面，金箋設色，縱15.5厘米，橫55厘米，右上有款：“子如仁兄大人雅屬，即請正可。同治已巳夏四月，伯年任頤寫。”鈐“任頤”白文印。現藏于廣州美術學院。

此畫里的主人認真地觀看童子煮茶，而童子就在兩棵大樹之間，隱隱還能看到一把蒲扇。此畫最有趣的地方是，主人坐的那塊石頭頗有飄逸之感，仿佛要飄起來的樣子。他是怎么坐上去的呢？與之相反的是，眼前的老樹卻有新芽，如同一種悖論。

另一幅《燈下機織》的旨趣，意趣與前三幅皆不同。

一女子坐于茅屋之外，忙于機織，這也是舊時人家最為普通的生活場景之一。中國傳統文化里有著揮之不去的農業文明影子，所以，平常人家里的男耕女織就是最為典型也最為普通的生活場景。早在漢代就有的“一夫不耕或受之，一婦不織如何或受之寒”的民謠，說的就是一個女人持家機織的重要性。所以說，茅屋里的茶與油燈，反襯出的恰恰是蒼生之艱，那一盞油燈、那一杯等渴了才去喝的茶，如同會說話的嘴唇，訴說著鄉下婦女艱辛的生活。如果說前三幅畫表達的是茶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美好，那么，《燈下機織》里的茶卻是人間苦難的一個符號與象征。也許，這要算任伯年茶畫里最接地氣的作品了。

讀這樣的畫，總讓我想起多年前母親伏在一臺蝴蝶牌縫紉機邊忙碌的場景，遙遠而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