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筆削顯義與《左傳》敘戰征存兵謀

元黃澤曾云：“《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后、異同、詳略，以見圣人筆削之旨。”（元趙汸《春秋師說》卷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亦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而后“有以獨斷于一心”。《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春秋》經，“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三傳得失議》）。由此觀之，《左傳》之歷史敘事，當有得于《春秋》筆削書法之啟益，尤其是前后、異同、詳略、重輕之取舍與斟酌。

文辭以敘事為最難，而《左傳》精工于敘事藝術，為諸家所推重。梁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推崇《左傳》為“圣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唐劉知畿《史通·雜說上》稱揚《左氏》之敘事，“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清方苞《古文約選·序例》，“序事之文，義法莫備于《左》、《史》”；

《左傳義法舉要》，“《左傳》敘事之法，在古無兩”。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特提敘事之法，“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于化工，其法莫備于《左傳》”。劉熙載《藝概·文概》云：“《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要之，從諸家之贊賞標榜，可見《左傳》之工于敘事，不止是以史傳經之功能而已。若論及中國敘事傳統，自《春秋》開創經學敘事之后，《左傳》發揚光大之，拓展為歷史敘事、文學敘事。其中之筆削去取，詳略、重輕、異同、前后，多發用于《左傳》之敘事藝術中。方苞《史記評語》稱：“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此之謂也。

《左傳》工于敘事，非其他典籍所可及；敘事門類中，尤其長于敘次戰爭。故五代梁敬翔謂是“紀戰伐之事”，三國魏隗禧指為“相斫之書”。如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秦晉崤之戰（僖公三十三年）、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齊晉鞍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以及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吳楚柏舉之戰（定公四年）、吳越槜李之役（定公十四年）、吳楚雞父之役（昭公二十三年）、吳越笠澤之戰（哀公十七年）等等，皆節次詳明，兵法嫻妙。吳闔生《左傳微》卷四稱：“《左氏》諸大戰，皆精心結撰而為之，聲勢采色，無不曲盡其妙，古今之至文也。”清王源《左傳評》卷一亦云：“千古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孫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傳》。”馬骕《左傳事緯》卷三則稱：“《左氏》敘韓原、城濮、鄢陵、鞍、邲諸大戰，節次詳明，兵法賢妙，而文氣亦復郁勃，故文士良將，皆莫不好之。”由此觀之，《左傳》敘戰之殊勝處有二：其一，征存兵法謀略，體現歷史資鑒使命。其二，敘次戰爭成敗，拓展傳統敘事規模。本文擬以晉楚城濮之戰為例，論述《左傳》如何傳承《春秋》筆削之書法，《左傳》敘事如何發揮屬辭比事之教，如何經由詳略、重輕、前后、異同之措置安排，以表現敘事之藝術與資鑒之史觀。清孔廣森《公羊通義·敘》所謂“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彰”，誠哉斯言！

二、 《左傳》征存兵謀與歷史資鑒

歷史編纂，必有其著述旨趣，或稱之為史義、史觀，以主道史料之搜羅、史事之取舍；指引辭文之損益，乃至于褒貶之依違。清方苞以《左傳》《史記》二史傳為典范，而倡古文義法，《書〈貨殖傳〉后》稱：“義以為經，而法為之”，史事如何編比？辭文如何連屬？此“法”之運用。于史傳編纂之前、之中、之后，多已脈注綺交于史義、史觀，進而體現于史傳。章學誠論“《春秋》之義，昭乎筆削”，所謂“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者，即是史義、史觀之發用。

《左傳》一書，于編年體之發用，遠較《春秋》成熟而賅備。晉賀循稱：“《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后魏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并書，可謂傳史意，而非全史體。”呂祖謙謂：“《左氏傳》綜理微密，后之為史者，鮮能及之。”（以上并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劉知畿《史通·繁省》引晉干寶《史議》，歷詆諸家，而歸美《左傳》，以為“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近人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稱美《左氏》書特色之一，為“敘事有系統，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之著述”。此與啖助、趙匡所云“敘事尤備，

頗見本末”，章學誠所言“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可以彼此發明，相得益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清初魏禧著有《左傳經世鈔》二十二卷，《自序》云：“《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舉凡執大事、斷大案、定猶疑、決權變，古今經世御變之要領，《左傳》已先具備，而頗足參考與借鏡。其中，《左傳》敘次諸戰役之成敗，往往勾勒征存兵法謀略，蓋緣于史乘之使命，為提供經驗教訓之資鑒為依歸。

世之言兵法謀略者，多宗祖《太公陰符》《六韜》《三略》，或取法《孫子（武）》《孫臏》《吳子》《鬼谷子》以為足。不知前乎此者，有《左傳》敘戰，善言行軍用兵之韜略。舉凡蒐卒簡乘，進攻退守，奇正之道、虛實之方、離合之術，要多燦然大備（參考張高評《左傳之武略》）。由于《左傳》敘戰征存兵謀，提供用兵者隨方而取則，為將者究心以淹通，是以古來名將，如蜀漢關羽、晉杜預、宋岳飛、明戚繼先、清曾國藩，無不通習《左氏傳》。明陳禹謨《左氏兵略》卷首，列古今名將通曉《左傳》者六十余人；揭示《左氏》之韜略近百，持歷史重演運用者為佐證，可謂洋洋大觀。唐太宗曾與李衛公談《左氏》兵法：“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案：此言典出《左傳》昭公三十年，伍員對吳王闔閭問：“伐楚何如？”伍子胥提出“三師肄楚”（三分疲楚）兵謀：“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吳王采用長期消耗戰略，于是楚“無歲不有吳師”，因而吳雖小而能敵大，兵寡卻能擊眾。“多方以誤之”之詭道奏效，吳于楚一敗于豫章，再敗于柏舉，三敗及郢。由此觀之，《左氏》兵法，與《孫吳兵法》不同者，《左氏》兵法征存于戰役之中，體現乎史事，佐驗于戰役，非憑空蹈虛發論可比。《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春秋繁露·俞序》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者明也。”《春秋》志在經世如此，《左氏》踵繼《春秋》，成公十四年《春秋》五例，其五曰懲惡而勸善，可見經世資鑒之志無異。有此經世之志之義，故《左傳》敘戰，詳敘重寫兵謀，而略言輕點戰事，此《左氏》之特識。有此別識心裁，故與后世詳敘戰況之如火如荼者，不可同日而語。

三、 城濮之戰晉勝楚敗，取決于兵謀之高下優劣

《左傳》敘次春秋大小戰役，為數在100場以上。交戰必有雙方或多方，結局自有勝負成敗。《左氏》敘戰，始終不忘歷史之資鑒使命，揭示各大戰役所以成敗勝負之因素，往往不厭其煩。綜考《左傳》之敘戰，影響雙方戰役成敗勝負之緣因，大抵有五：太上為兵法謀略，其次為將帥性情，其三為士氣盛衰，其四為武器利鈍，其五為兵力多寡。五大因素之比重，依次遞減，前三者最為關鍵。《左傳·城濮之戰》之敘戰，可作上述命題之佐證。

《春秋》是一部霸史，重心在晉楚爭霸，所以敘次晉楚二國事獨詳。荊楚自武王以來，吞滅小國，僭號稱王，聲勢日益強大。整軍經武，以進窺中原為終極目標。雖一挫于齊桓公召陵之盟，卻于泓之戰打敗宋襄公。接著楚成王于僖公二十七年再率楚、陳、蔡、鄭、許諸侯之軍圍宋，于是宋如晉告急，請求救援。話說晉獻公晚年寵愛驪姬，陷害諸公子，引發晉國近二十年之內亂，自僖公四年（656）始，至僖公二十四年（636）止，骨肉手足相殘，國家元氣大傷。公子重耳于僖公二十四年返晉，由于有得于狐偃、趙衰、魏武子、先軫、顛頡、賈佗諸人才之輔佐，最終得土有國，是為晉文公。此時之晉國，百廢待舉，元氣未復，既缺乏參加國際戰爭之經驗，也不具備與強楚拼搏之實力，無論武器裝備，軍隊數量，都遠遠不如有備而來之楚國。結果晉文公竟然允諾救宋，助宋抗楚。最終晉楚城濮之戰，晉勝楚敗。《孫子兵法·計》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是其中因素；而晉楚將帥之個性素養，良窳不齊，亦足以影響領道風格，與軍心士氣。

（一） 為何而戰？明列指標；如何而戰？攻其必救

《左傳》敘戰長篇，最見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就排比史事而言，多敵我相映，

兩兩相對。就辭文之損益而言，最詳于戰前之醞釀，次詳于戰后之收拾，而正面敘寫戰況，多用簡括之筆，不過數行，一點便足（詳下文“敘事模式”）。所謂詳于戰前之醞釀者，往往提示成敗勝負之影響因素，作為歷史解釋（史觀），且為此役之成敗作張本。其中最為可貴，堪稱《左傳》敘戰一大特色者，即在兵法謀略之提點。如僖公二十七年，《左傳》敘“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之下，緊接晉國先軫、狐偃兩段言敘，確定參戰救宋，才有后續“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之行動。先軫之發言，出之以提敘，所謂“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云云，已縝密勾勒出晉軍為何而戰之行動綱領，企圖順水推舟，層層遞進，一舉而四得。尤其取威、定霸二者，一旦成功，是何等政治效益？先軫因此戰役提出指導方針，終極追求，其深謀遠慮，盤算多方，可謂高瞻遠矚，膽大心細矣。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敘城濮之戰，其情節推展，即依循先軫提敘所云：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其次，狐偃之言敘，呼應先軫“為何而戰”，提出“如何而戰”之策略規劃——攻其必救，戰國孫臏圍魏救趙兵法，即從此衍化。晉國既允救宋國，如何作戰方能成事？狐偃提出“攻其必救”之創意兵謀，未采直接率兵解圍方式，而是不犯正位，以侵曹伐衛為手段，以引誘圍宋之楚師北上救援為目的。“若伐曹衛，楚必救之”，此即圍魏救趙之方略，《孫子兵法·虛實》，載“攻其所必救”之法，后世兵法家借鏡而有成效者多，可參陳禹謨《左氏兵略》。

（二） 假道于衛、稱舍于墓；設計用謀，攻心為上

出謀劃策，皆以克敵致果為最終目標，所謂謀定而后動，穩操勝算而后行。若未來形勢變化，一如當初逆料；客觀形勢，都在自我掌控之中；如此，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城濮之戰，晉文公作戰團隊，能贏取勝利，兵法謀略優于子玉，高于敵軍，自是最大關鍵，故《左傳》歷史敘事載錄之，作為經世資鑒。如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此引君入甕、一石二鳥之策略：姑不論楚新得曹，而新婚于衛，曹衛因楚而有同盟之誼；故晉欲假道于衛以伐曹，衛必無許諾之理。明知弗許而故意要求假道，是晉變直為曲之策略。重耳出亡至曹，曹共公曾觀其裸，今伐曹誅無禮，可謂師出有名。過衛，雖不受禮遇，然未得罪，今于曹曰伐，于衛曰假道，可以知之。衛人既弗許假道，于是晉人“侵曹、伐衛”，師出有名，名正言順矣。“晉侯圍曹”章，晉人攻城不下，“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晉軍破解之道，在“稱‘舍于墓’，師遷焉”，《左傳》稱“輿人之謀”，想必是狐偃、原（先）軫等高等謀士之策略，假稱眾人之輿論：一方面宣稱晉軍將駐扎曹人之祖墓，晉軍同時配合宣傳，確實移動前往曹人祖墳。這個“攻心為上”的假動作，果真奏效，引發“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晉軍正愁曹城難攻，于是趁棺出城門，“因其兇也而攻之”，因勢利導，《孫子兵法·論將》所謂“因形用權”，要皆因敵戰術之一。

（三） 買空賣空，支配在我；因勢利道，請君入甕

“宋人使門尹班如晉師告急”章，晉人處心積慮“欲戰”，但是“齊秦未可”；如之何可促使心存觀望之齊秦兩國參戰？中軍將先軫提出三個行動策略，分別針對宋、晉、齊秦，連類而及楚人：大抵運用買空賣空，激將誘入之策略：就宋而言，原本賂晉的利益輸送，轉讓給齊秦。就齊秦而言，獲得轉送的利益，任務是勸告楚國解除宋圍。就晉國而言，捕捉曹君，瓜分曹衛田地以賞賜宋人，以補償賄賂齊秦的損失。如此策略交叉運用，先軫預期結果有二：其一，楚愛曹衛，不會同意齊秦建議，而解除宋圍；其二，齊秦喜得宋賂，卻未完成交付之任務，必然遷怒楚之頑固。喜怒交織，齊秦兩國勢必參戰。今考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傳文：“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春秋》經文：“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由《經》《傳》記載看來，齊、秦二國確實參與城濮之戰，則先軫謀略已達心想事成，無不如志之效應。

（四） 復衛封曹，三施三怨；私許復封，偷天換日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一章，《左傳》首敘楚子玉之兵謀，確實不同凡響。針對先軫所云：執曹伯、分曹、衛之田、釋宋圍三事，作為反擊，“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看似善意回應，其中卻存有楚子玉無視君臣尊卑之傲慢，借由子犯口中道出：“君取一，臣取二。”依子玉之提議，為臣之子玉贏得復衛與封曹二功；為君之晉文，卻止得釋宋圍一利，顯然子玉占了晉君的便宜。可見子玉之兵謀巧取暗渡，自有勝處。中軍帥先軫于子玉之無禮求索，卻觸發創意解讀，另提創意謀略：“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先（原）軫以下軍佐躍升為中軍帥，以上德著稱，故在乎禮義與恩怨。以為無禮與怨讎，將影響戰爭之勝負。于是提出“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之策略，利用主客易位，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分配，將公開承諾轉換為私許讓利，無異偷天換日，先軫用謀將計就計，妙不可言。依子玉之計，“楚一言而定三國”，“楚有三施”；先軫之計，挪移乾坤，且將原初操之子玉之復衛、封曹請求，轉換為操之晉人之“私許”復曹衛，于是三怨立馬轉為三施，可以一戰！何況，“私許復曹、衛”策略，可同步達成孤立分化目的。“執宛春以怒楚”，為激將法，激怒子玉參戰！而且，“私許復曹衛”后，果然“曹衛告絕于楚”。戰場情勢發展，幾乎滴水不漏，料事如神，并未出于晉軍料算之外。

（五） 楚惠未報，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轉曲為直

“子玉怒，從晉師”章，旗鼓為軍隊之耳目，退避三舍之舉動，無異于軍事冒險。子犯針對軍吏質疑，分兩層回應：其一，士氣之高下消長，和軍事行動的理直理虧關系密切；其二，晉師退避三舍，既為信守承諾，且為感恩圖報。抑有進者，更可轉化為策略應變：原初，晉師忌諱“背惠食言”，唯恐“我曲楚直”，因此退避三舍以報之。進一步，退避三舍可轉化為兩手策略：其一，“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此戰為釋宋圍而發，若晉退避三舍，楚亦班師回朝，則以和平收場，功德圓滿。其二，“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變被動為主動，化劣勢為優勢：其始，未報楚惠，若又背惠食言，以救宋圍，則晉曲楚直；何況楚師素飽，加上理直氣壯，對于晉師不利。其后，晉師退避三舍，坐實“以君避臣”之忌諱，此時若楚軍窮追晉師，則已誤蹈“君退臣犯”之無禮行徑，故曰“曲在彼矣”，偷龍轉換，另辟乾坤，應變之妙，從容得體。敘戰用謀如此，堪作行軍用兵之資鑒，故《左傳》以史傳經，言敘存真如此其詳。

（六） 蒙馬虎皮，出其不意；設旆曳柴，多方誤敵

以上五則兵法謀略之實錄，皆集中敘記于未戰之前。千波萬瀾幾度翻騰，全為此役之成敗作張本。《左傳》敘五大戰，戰爭多詳敘兵謀，而略寫戰爭；至敘寫戰狀，往往寥寥數行即止。如晉楚邲之戰，為《左傳》敘戰長篇，只用“車馳卒奔，乘晉軍”七字；敘晉軍敗亂，止寫“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句。吳越笠澤之戰，只用“鼓噪而進”四字。蓋著神于虛，自可省力于實。

唯城濮之戰，為中原文化保衛戰，自《左傳》開篇以來規模稱最，影響既深且遠之一大戰。《春秋》為霸史，晉楚爭霸為其中主軸，諸侯列國依違分合乃其經緯，故城濮之戰正面直接敘寫戰況獨詳。“己巳，晉師陳于萃北”章，首敘晉師之陣，胥臣之當；以及楚令尹子玉之將，子西、子上之將。勾勒兩軍對壘，相關位次。以下，則兵謀戰術夾寫，繪聲繪影，恍如身歷戰場實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蒙馬以虎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往往能奏奇功。先犯陳、蔡者，將帥非一，協調不易，猶“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于是用兵之道，在乘暇抵隙。《左傳》敘邲之戰，隨武子論用師，在“觀釁而動”，在“兼弱攻昧”，在“取亂侮亡”，此之謂也。于是，“陳蔡奔，楚右師潰”，首傳捷報，妙在用奇。其次，“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則是妙用詭道欺瞞戰術，設旆偽退，曳柴偽遁，所謂兵不厭詐。唐太宗稱引伍子胥之言，所謂“多方以誤之”，堪稱虛實相生兵謀之最佳詮釋。用虛之法，在引敵軍入彀，果然楚軍信以為真，“楚師馳之”。于是晉師將帥兵分兩路，一路以中軍橫擊之，一路以上軍夾攻之，結果“楚左師潰”。楚之右師、左師相繼潰敗，因而楚師敗績。楚子玉所將中軍雖未敗，然三軍已敗潰其二，大勢已去，城濮之戰晉勝楚敗，遂成定局。

由此觀之，城濮之戰晉所以勝，楚所以敗，自《左傳》敘戰看來，兵法謀略之高下得失，自是其中之關鍵因素。《左傳》敘戰，詳載得失優劣之兵謀個案，明陳禹謨《左氏兵略》謂：“誠用兵者所當隨方而取則，為將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故《左傳》敘戰詳之重之，以擬言、代言之言敘法出之。有兵謀、有事案，相互印證發明，較諸《孫子》《吳子》兵法之空言無事實，《左傳》敘戰之寓乎事，驗于實，尤其深切著明。《左傳》史學之資鑒使命，左丘明對于戰爭成敗之歷史解釋，由此而衍生之史觀、史義、歷史哲學，敘戰而特重兵法謀略，此中有之。

（七） 個性、士氣、武備、兵力，多少影響戰爭成敗

影響戰爭成敗勝負之因素，兵謀高下最重最大，已如上述。其他四者，依次為將帥性情、士氣盛衰、武器利鈍、兵力多寡，影響成敗之系數，亦依序遞減。以《左傳》敘城濮之戰為例，楚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孫叔敖之父賈已逆料其敗。楚成王命子玉去宋，無從晉師；子玉卻抗命不從，反而“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間執讒慝之口”。晉人私許復曹衛、執行人宛春；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避三舍，以報楚惠；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晉楚對陣于城濮，子玉率領家族精兵，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剛愎自用，目無禮法；鹵莽躁進，驕矜自大，子玉個性特質如此而治軍，焉能不敗？《左傳》于最后補敘河神篇，引楚榮黃之言，稱子玉“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可謂定評。

軍隊士氣之高漲還是低落，亦足以影響戰爭之成敗。《城濮之戰》敘晉師退避三舍，晉國軍吏曾質疑這項軍事冒險，其中一個理由是“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之回應稱：“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其眾素飽，不可謂老！”這段問對，凸顯了士氣之盛衰高低，足以影響戰爭之成敗。軍吏以為，軍隊士氣之高低，和駐守在外之久暫無關。楚師圍宋，至今已五、六月，想必精神疲憊，士氣不振，正容易打敗，故質疑晉師“何故退？”子犯不以為然，反駁說：“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軍隊師出有名，理直氣壯，則士氣高漲；如果理虧、無理，則士氣低落，跟軍隊駐防在外時間的長短，并無直接關系，誠所謂“有理，天下去得；無理，寸步難行。”因此，子犯等晉帥才妙用退避三舍策略，落實“以君避臣”之場景；若楚子玉罔顧君臣進退之倫理，君退而臣犯，則子玉已陷入“楚曲晉直”之泥淖中，不可自拔。子犯不憚其煩，申說曲與直，則士氣于戰爭成敗之影響，亦由此可見。晉楚邲之戰，欒武子料楚，亦再三稱引子犯之言：“師直為壯，曲為老”；“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則士氣攸關戰爭成敗可知。

晉侯登有莘之虛觀師之后，以為軍隊可用于作戰，于是接敘“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所謂伐木益兵，指“伐其木”，所以“益其兵”也。晉國歷經二十年內亂，元氣未復，實力不強，一般軍隊恐裝備不全、不足、不精。軍人執干戈以衛社稷，若干戈不足，將如何作戰？晉師乃就地取材，砍伐其木，作為棍棒尖銳之器，自有利于刺殺攻伐，故曰“以益其兵”。不過，伐木益兵，于城濮之戰未見發生實質影響力。至于兵力多寡，是否影響戰爭成敗？《左傳》敘戰，明載楚君軍兵力有二處：僖公二十七年，賈評子玉：“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杜《注》“三百乘”，為22500人，數據未必精確。楚成王命子玉去宋，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由此看來，子玉圍宋時，已有楚國的基本部隊在，外加西廣、東宮及若敖之六卒，再加上陳蔡等盟邦兵力。故學界估算，一說十五萬，或說二十萬大軍。至于晉師，有中軍、上軍、下軍，兵力在五萬左右。總之，楚軍兵力當為晉軍三倍以上。城濮之戰，結果晉勝楚敗，以寡擊眾，以兵法謀略戰勝強權楚國，成為后世行軍用兵之典型。

（八） 結語

《左傳》敘戰，往往征存兵法謀略，故歷代名將兵家多研習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兵家類，著錄明清兵學演繹詮釋《左傳》兵法謀略者不少。明陳禹謨《左氏兵略》、宋征璧《左氏兵法測要》，清魏禧《左氏兵法》《左氏兵謀》，李元春《左氏兵法》，為其中較著者。陳禹謨有《進〈左氏兵略〉表》，列舉《左傳》許多兵謀，而稱：“括之萬句千章，不出多方誤敵；統及九軍億旅，無如師克在和。”

《進〈左氏兵略〉表》亦云：“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嘗博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仆未易數也。”李元春《左氏兵法·序》，更臚舉用奇、兵勢、勵士、虛實、應變、校計、料敵諸謀略，或《孫子》《吳子》未嘗明言，或《孫》《吳》所未能言，唯《左傳》先發之，唯后世猶有不盡發用者。

此單就兵法謀略之借鏡參考而言，不妨再經轉化，作為領道統御之經典，亦可移作為企業管理之寶鑒。商場猶如戰場，應變、料敵、知人、制先、勵士、用眾云云，要皆相通相融。若多作會通觸發，將無往而不可，何必執著于敘戰？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