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芭蕉花

春暖花開的時候，綏山山館飄出了瑯瑯的讀書聲。這個私塾有幾個調(diào)皮的學生，但此時，他們正搖頭晃腦地讀著書。只有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正百般無聊地看著窗外嘰嘰喳喳叫喚的麻雀。

正在教課的先生看到他走神的樣子，非常生氣，拍著桌子罵道：“郭開貞，不好好聽課，你在干啥呢!”郭開貞揚著臉硬邦邦地說：“我在看小鳥。”先生氣得說不出話來，用戒尺“啪啪”地敲了兩下桌子，厲聲道：“郭開貞，如果下次再犯，這戒尺就打你的手心。”

這個叫開貞的少年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考古學家、思想家、革命活動家和詩人。當然，現(xiàn)在的他只是在私塾讀書的小孩。

那是1897年的春天，郭沫若被父親送到“綏山山館”接受家塾教育。他的父親小時候過早地失學，沒念多少書，因而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經(jīng)過一番苦心努力，他在自己家里辦了一個家塾。教家塾的先生名叫沈煥章，他學識淵博，很受人敬重。

郭沫若才四歲半，原本還不到上學的年齡，但他看著自家兄弟都上了學，于是也鬧著要上學。老師給他取了個學名叫開貞，他就這樣成了私塾最小的學生。

私塾教育，最開始就是背書，老師從比較淺顯的《三字經(jīng)》開始教。讀書的第一天，郭沫若還覺得十分新鮮，老師教什么便讀什么，只是到了下午，郭沫若因誦讀《三字經(jīng)》前幾句有些煩了，見老師在臺上埋頭看書，便趁機將頭轉(zhuǎn)向窗外，正巧看見一只松鼠在窗外的樹枝上往窗內(nèi)竊視，于是忍不住喊了一聲：“松鼠!”

被他這樣一喊，教室里的讀書聲頓時被打斷，孩子們都轉(zhuǎn)過腦袋尋找松鼠的影蹤。老師很生氣，讓郭沫若站起來，用戒尺“啪啪”地敲了兩下桌子，厲聲道：“郭開貞，如果下次再犯，這戒尺還打你的手心!”

被老師斥責后，郭沫若安靜下來，但坐在椅子上，他覺得很郁悶：不就喊了一聲松鼠么，這樣就要挨打?還讀啥書呢?小小郭沫若產(chǎn)生了逆反心理：哼，你要我讀，我偏不讀。

第二天上課，老師仍然搖頭晃腦地教《三字經(jīng)》，可郭沫若已經(jīng)背得滾瓜爛熟，于是出現(xiàn)了開頭的那一幕。他被先生訓斥一頓之后，干脆賭氣把頭轉(zhuǎn)向窗外，那幾只麻雀叫得無憂無慮的。于是，郭沫若在心中羨慕地說：“鳥兒呵鳥兒，你們多么自由，想飛到哪兒就飛到哪兒，你們看我多可憐呀，被關(guān)在這教室里，不但哪里也不能去，就連往外看一下，也要挨先生的罵。”

到了第三天，郭沫若背著書包，沒去課堂，跑到茶溪去玩了。茶溪有著清澈見底的水流，水里面還有小魚在游來游去。小郭沫若卷起褲腿，在水邊玩得可開心了，他一邊抓著小魚，一邊想：茶溪可比上學好玩多了。

一直玩到中午，他才準備回家。這時候，老師已經(jīng)上門家訪，告訴父親說：“開貞的確是塊讀書的料，今日逃學并非壞事，可借此機會給他一次深刻的教訓。”

回到家后，郭沫若才進門，就發(fā)現(xiàn)父親板著臉坐在椅子上，面前還放著棍子，不由瑟縮地走過去。他父親用力拍了下桌子，問：“你為什么要逃學?”郭沫若從未看見父親如此生氣過，不由哭了起來，說：“老師教的全部都是我會的東西，我覺得沒必要聽了，所以才逃學的。”

這時，郭沫若的母親杜蓀福走過來說：“這是家塾的規(guī)矩，白天誦經(jīng)，晚來讀詩。凡讀書之人，都要遵守這個規(guī)矩。”郭沫若委屈地說道：“我只是往窗外看看松鼠和鳥兒，沈先生就訓斥我，還要用戒尺打我。”

聽完這話，杜蓀福耐心地說：“讀書要有讀書的樣子，你上課不守紀律，那是不尊重先生。再說，你去問問你的哥哥，有哪個沒挨過戒尺?難道你忘了自己說過的話，要好好讀書，當個有學問的人?”母親的循循善誘，終于使郭沫若意識到自己逃學是不對的。

重新回到學堂之后，郭沫若變得十分用功，白天誦經(jīng)，晚上讀詩。他天資聰明，記憶力驚人，深得老師的喜歡。

除了重視教育外，郭沫若的母親杜蓀福還很重視他的品德教育。郭沫若是個有孝心的孩子，打從有記憶起，每年一到秋天，郭沫若都會看到母親大病一場。母親一犯病，就倒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不停地嘔吐，飯不能吃，有時連茶水都不能進口，要折騰半個多月，才能慢慢地好起來。

原來，杜蓀福嫁到郭家后，一直勤儉持家，又生育了好幾個孩子，特別是生了郭沫若之后，便落下了“暈病”。這種病只要勞累過度，又休息不好，就很容易復(fù)發(fā)。

郭沫若聽說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然而，由于氣候的因素，四川很少有芭蕉樹，即使有的人家種了這樹，也很少開花。偶爾有開花的，主人覺得這是個吉祥物，一般都不肯賣。所以那時候很難買到芭蕉花，好容易找到賣的，價格也很貴。

再說了，就是買來了芭蕉花，花瓣也是沒有用的，有用的是花瓣里的蕉子。蕉子形成了果實也沒有用，中用的只是蕉子成為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這樣的蕉子是沒有多少的。所以每次杜蓀福犯病的時候，都要托人四處去買芭蕉花。

這年立秋后，杜蓀福又開始犯病了。郭沫若看著母親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樣子，覺得很難受。那天，郭沫若與比他大四歲的二哥到離家半里路遠的一座會館去玩，清初有個很大的移民運動，所以四川有很多外省的人。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xiāng)鎮(zhèn)也都是有的。

郭沫若路過會館的時候，看到院落里面有一簇很大的芭蕉，其中一株開著一朵大黃花。兄弟倆高興極了。二哥對郭沫若說：“家里四處都買不到芭蕉花，我們進去將那朵花摘了，好給母親治病。”

可是會館的窗戶挺高的，要怎么進去呢?二哥比較高，還可以翻進去，可郭沫若怎么辦呢?兩個半大孩子看著高高的窗戶，犯愁了。過了半天，二哥一拍手說：“這樣吧，我把你先托進去，然后我再翻進去。”

郭沫若在二哥的幫助下，終于翻進了屋子。他看著那朵黃色的芭蕉花，開得像朵尖瓣的蓮花一樣。哥倆小心翼翼地摘下了那朵芭蕉花，二哥怕人看見，就把花藏在了衣襟里。

哥倆到了家門口，二哥從衣襟里拿出芭蕉花，讓沫若捧著送給母親。他們打開房門，走到母親床前。“媽媽，您看，我和二哥給您找來了一朵芭蕉花。”郭沫若一邊說著，一邊把花捧給母親。

杜蓀福無力地張開眼睛，問：“這芭蕉花是從哪里拿來的?”郭沫若從不在母親面前撒謊，于是老老實實地說：“我和二哥在前邊會館的園子里摘來的。”

杜蓀福一聽，立即生起氣來。她指著郭沫若兄弟倆，連連嘆氣說：“真沒想到，我會生下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這偷來的東西，為娘的就是病死了也不會吃的。”說完，竟哭了起來。

“還不給我跪下!”杜蓀福的話音剛落，兄弟倆就跪在了母親的床前。他們從未見母親生過如此大的氣，知道這次犯的錯一定是太大了，才跪下也跟著母親哭了起來。他們邊哭邊對母親說：“孩兒下次再也不敢去偷別人的東西了。”

哭聲驚動了父親。父親從另一間屋子里走過來，問明了緣由之后，也生起氣來。他把兩個兒子拉到祖宗的靈位前，拿出一片竹板就打。打完之后才說：“我今天當著祖宗打你們，是要你們永遠記住，偷東西不但有辱祖宗，而且是天下最為可恥的行為，你們馬上把芭蕉花還回去，向人家賠禮道歉。”

這時，郭沫若很傷心，他心里想：“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里摘下一朵拿回來，這有什么錯。”他感到很委屈，淚水止不住地流下來。后來，他們還是把芭蕉花送了回去，按照母親的想法，把花放到了天后圣母的神座前。

直到郭沫若長大后，想起當年母親的循循善誘和傷心的眼淚，想起父親的嚴厲，想起逃學的過往和芭蕉花的故事，才終于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入選理由：

嚴謹?shù)募绎L，是成就一個人的根本。郭沫若有很多故事，尤其以這個故事最能反映他的童年生活。

阿離之言

國人喜歡給人分門別類，搞個排名。比如四大美人、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等，從古到今，莫不如是。民國也是如此，亂世英雄多，國破才子出。那時候多的是錦心繡口生花妙筆的文人們，但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留下痕跡的也就那幾個名字。

郭沫若是其中一個。五四時期的青年作家，成名又得到善終的不多。當年所謂的三劍客，徐志摩墜機，聞一多被殺，就郭沫若在歷史的洪流中奮勇游到了終點。他的一生過得跌宕起伏，寫文章，搞革命，還當官，色彩斑斕得像張油畫。傳聞他的目標是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很多人都豪言壯志過，但做到的不多，郭沫若是其中一個。

當然，現(xiàn)在應(yīng)用客觀的眼睛來評價一個人。把后來的錦繡衣服一件件脫掉后，真正支撐著郭沫若這個人的，還是詩人這根骨頭。

郭沫若寫詩分了三個階段。最早自然是他少年成名的五四時期。那時候的郭沫若，還是個毛頭小伙，熱血青年，對社會的不滿以及理想的追求使他文思泉涌。擱現(xiàn)在來說，當時的他就是個“憤青”，整天寫詩宣泄自己的情緒。可巧了，郭沫若還真是個靈感派的天才詩人。《女神》出來后，他紅了。

到后來，郭沫若回憶自己寫《女神》的情形，說那時是靈感來的時候像一只被抽打著不停奔跑的馬，寫完后就是只死海豚。這充分體現(xiàn)出，郭沫若當年就是個被靈感追著跑的文藝男青年。話說回來，現(xiàn)在有句話叫：珍愛生命，遠離男文青。這話也沒錯，郭沫若一生之中結(jié)過三次婚。后來他被拉下神壇，這也是罪狀之一。不過這是題外話，且按下不表。

到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就從詩人進化到社會活動家。當然，用進化這個詞不代表詩人就不如社會活動家，只是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而已。郭沫若從“文學革命”轉(zhuǎn)到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上去，終于以文入政，走回了傳統(tǒng)文人的老路。

在這個時候，郭沫若用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社會活動中。他的創(chuàng)作告別了五四的朝氣，強化了現(xiàn)實感。然而他原本是個浪漫主義的詩人，一旦陷入了現(xiàn)實的雞毛蒜皮，魅力就直線下降，雖然也寫過《屈原》這樣的歷史劇，但總的來說，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在走下坡路了。而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當了官，他身居高位，雖然不時還動筆寫詩，但多為應(yīng)制之作。

雖然郭沫若的一生毀譽參半。但他主要是以詩人的身份接受歷史和眾人的審核，而不是政治家。那么我們評價他，就應(yīng)該著眼于詩。他的“毀”在于表現(xiàn)得太趨時。但這種“趨時”仍然還是文人的表現(xiàn)，大可不必以一個政治人物或者英雄的標準去衡量他。

郭沫若是個真實的人，人性的美好和弱點都在他身上得以體現(xiàn)。正因為如此，或許我們該寬容地評價這個人，別把他想得太過完美無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