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是三十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反映了當時上海日本紗廠里失去人身自由的“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作品揭露所謂“包身工”,實際是20世紀的新奴隸。她們大都是農村破產農民的女童,被外國在華工廠的華人“帶工”老板騙來從事繁重的無償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創造財富,為“帶工”老板賺取工錢。“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他們去工作”。一個外號叫“蘆柴棒”的包身工在身患重病的時候就遭到了無情的毒打和折磨。帶工老板的原則是“打死不干事”。“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她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干著“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天天受著無法忍受的是音響、塵埃和濕氣”的威脅。她們過的是豬狗不如的生活,住的是“鴿子籠一般的房間”,睡在“蜂房般的格子鋪里”,離人的頭部不到一尺的地方就是馬桶,屋子里“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早晨四點半就被工頭趕起來了。她們吃的是所謂“兩粥一飯”,所謂“粥”,“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這樣的豬狗食有時還分不上一人一碗!
作品悲憤地寫出,這是一批死活由人、赴訴無門、供人賺錢的“血肉造成的‘機器’”。“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限,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象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象弓一樣彎,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逼著在做工。”
作品用真實的生活、生動的事例、準確的數字、悲痛的筆調,從人身、勞動、生活諸方面描寫了“包身工”所過的人間地獄的生活,揭露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把頭這些壓迫者、剝削者的吃人罪惡,控訴了他們殘害人民的罪行。作品憤怒地寫出了這種背景時代的野蠻的剝削方式:“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制度忠實地服務著的十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
《包身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血淚史,是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罪惡勢力的控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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